2008-6-21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论其起源，当从4000多年前的禹王、汤王开始。此后，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太宗、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等不少帝王都曾经颁发过罪己诏。罪己诏大多是国家处在危难之时颁发的，目的是消除民怨。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和失败的反省、忏悔。
凡是有良知者，有过错进行自责，也算极其平常的事。但是，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倘若再写成文告——《罪己诏》，颁示天下，就更加惊世骇俗了。帝王罪己，勿论其动机、目的及背景，仅就自我批评而言，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文书角度而言，帝王的《罪己诏》当属稀有文种。论其起源，古人几乎众口一词：从“禹、汤罪己”开始。史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于是自责。
3700年前，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灭夏后，布告天下，安抚民心，史称《汤诰》。汤王即位后，遇上五年的大旱，五谷不收，民不聊生。于是成汤沐浴斋戒，修剪头发、指甲，乘着白马拉着没有华丽装饰的车子，身上缠绕着白茅，准备把自己作为向神祈雨的牺牲品，在桑林旷野中向神祷告，说：“我一人有罪不应该累及万民；万民有罪，罪在我一人。不应该由于我一人做得不好，使上帝鬼神伤百姓之命。”
他还对着天问道：“一、是否是我的政令有所不当，而使国家管理不善？二、是否是我的大臣失职，使百姓失所？三、是否是我的宫室太奢华？四、是否我贪图声色，后宫妃嫔过多，或偏信女人的话而弄权乱政？五、是否是我的赏罚不明，而使天下贿赂的风气盛行？六、是否由于我用人不当，使得谗佞小人得势，而使忠良受害？如果有这些过咎，都是我成汤才德欠缺，治国无方之故。祈请上天降罪给我，不要因我的罪过而连累百姓……”成汤说这些话时，非常诚恳，感动了上天，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方圆数千里便下起了大雨。
虔诚的成汤终于以他的心感动了上天，而结束了旱灾。
禹、汤罪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遂成为后世皇帝们效法的榜样。
汉武帝晚年时,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大乱。武帝明白了是自己的过错造成，决定悔改。征和年间，他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他“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晚年面对大厦将倾的危难局面，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调整了国家的内外政策，不但使政权转危为安 , 而且也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唐代也有几位皇帝发过罪己诏，唐太宗就是突出的一位。唐太宗深深相信，日月的反常现象、星相的变化是上天对人们的一些启示。天灾人祸的发生是上天对君主的谴责，君主需要检讨自己的过错，并且诚心改过，否则国家就会面临灭亡的危险。祥瑞之事的出现则是上天对君主的嘉奖，福佑人民，国运昌盛。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八月二十三日，南方上空一颗长达六丈的彗星，划破天空，持续了一百多天才散去。彗星在古代被视为不祥之物，太宗询问大臣：“我的品德不够端正，施政有所偏差，才导致彗星的出现，众位爱卿认为如何？”
大臣虞世南回答道：“从前，齐景公见到彗星，大为忧惧，立刻修养文德，十六天后彗星就消失了。皇上只要别因为功高而骄矜，不要认为天下太平久了而骄逸，只要您能够做到始终如一，就不必担心彗星的出现。”
太宗深表赞同，说道：“秦始皇平定了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但是，因为骄傲而又贪图安逸，导致国家迅速败亡。感谢上苍对我和大唐的警示，我承认自己有自满骄矜的心，是我的过错！”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关内地区发生旱灾与饥荒，有很多百姓卖掉子女来换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不仅下令开仓济民，而且将皇家仓库中的金银丝绸拿出来，替灾民赎回小孩，还给他们的父母。他在诏书中说：“如果能让年成丰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灾祸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愿。”不久天降大雨，缓解了旱情，百姓都很高兴。
对于官僚的贪污问题，唐太宗除了用刑罚之外，主要是要让大臣们从心底里明白“贪”其实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他向大臣们举了一些例子。太宗举例说：“从前，秦惠公要讨伐蜀国，但不知路线。于是令人雕刻了五头石牛，然后在石牛的尾巴后面各放一面金块。蜀人以为这是拉金粪的牛，蜀王命人开凿了道路，把石牛运回蜀国。秦军就顺着蜀国开凿的道路，攻入四川，消灭了蜀国。”
太宗还提醒群臣说：“鸟儿栖息在树上，仍担心树不够高，故结巢于树梢；鱼儿潜于水中，仍担心水不够深，故筑穴于水底。但是，它们都被人捕捉到了，原因只在于贪食诱饵。所以你们不要以身试法！”
有一次，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在任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的钱财。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他依法判处死刑，可是唐太宗以往很重视党仁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他，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
处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做得很不应该。于是他把大臣们召到金殿，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
于是，唐太宗写了一道《罪己诏》，唐太宗在《罪己诏》中检讨说：“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唐太宗向大臣宣读后，立即下令将他的《罪己诏》向全国的臣民公布。
唐太宗严于自省，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为臣民们树立了榜样。他一生共向全国颁布了二十八次“罪己诏”。他的善于纳谏，严于律己的宽广胸怀，促进了“大唐盛世”的出现，也使他成为后人的楷模。
唐代还有一位皇帝唐德宗，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号称“四王”、“二帝”的几个节度使举兵反叛。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次年春，他痛定思痛，改年号为“兴元”，并颁《罪己大赦诏》，“分命朝臣诸道宣谕”。诏书中历数了自己的罪过后，说： “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 ，痛心袜面， 罪实在予”。此诏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颁后， “四方人心大悦”， “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局势因而大变。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北宋末年，宋徽宗也发过罪己诏 。 时在公元1125年11月，金兵进逼东京的紧要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 ： “宜先下罪己诏， 更革各种弊政，使人心悦，天意回”。诏书也罗列了自己的罪过 ： “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追思己过，悔之何及！”随后，又传皇位给太子恒（钦宗），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于是，濒临灭亡的北宋，又出现了一线转机。然而北宋王朝毕竟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一年后，徽、钦二宗被金兵掳去，成为阶下囚。
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也颁过“罪己诏”。由于大明王朝透骨的腐朽，和崇祯皇帝本人从表面上看起来勤政爱民，励精图治，但实质上的虚伪、残忍、无情，已使他无力回天，以一纸“罪己诏”不可能挽救得了明王朝覆灭的命运。崇祯皇帝本人最后也落得杀妻残女、吊死煤山的悲惨下场。
在古代皇帝中，罪己次数最多的要算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了。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很多，“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所以，不断自我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淋漓尽致地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条条都是原则问题。归纳起来，可分作七大方面 :
一是政治上“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
二是对皇太后“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未尽孝道，反使圣母哀痛。
三是对诸王贝勒“晋接既，恩惠绋鲜，友爱之道未周。”
四是“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用人“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 ，“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
五是设立十三衙门，委用任使宦官，“与明无异”。
六是“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
七是“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朕每自恃聪明， ，不能听言纳谏”，“既知有过，每日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
顺治帝为自己罗列的14大罪状，应该说是够全面、够深刻的了，在盖棺论定的“自我鉴定”中，能进行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实属亘古第一人。
在古代帝王中，敢于罪己的还有一些，例如《诗经》中的《周颂·小毖》就是周成王的罪己诗；《尚书》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袭郑惨败后的反省。
（文章来源，百度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