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不徇私

2010-12-31

 

古人经常用“母仪天下”这个词来形容皇后，意思是作为皇后的这个女人，其修养、德行、智慧、才情、气度、仪容，都应该成为普天之下所有女性的典范和表率。

然而，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有资格配得上这个称号的皇后实在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而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好皇后中，长孙氏绝对是其中非常出众的一位。

她是一个绝对有资格称得上“母仪天下”的女人。

当我们翻阅史籍，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身上最值得后人称道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尽力辅佐，但绝不干政。

 

早在长孙氏还是秦王妃的时候，就在政治上为太宗李世民提供了很大的助力。长孙氏“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为太宗最终成功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而玄武门事变当天，长孙氏更是和太宗一起站在了第一线，既解除了李世民的后顾之忧，更坚定了李世民及其麾下将士的信心和斗志。（《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正是由于一路走来，长孙氏能够与李世民一起沐风栉雨、同生死共进退，所以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对长孙氏更为倚重，时常想和她讨论朝政，可长孙氏却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妾妇人，安敢豫闻政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李世民坚持要和她讨论，可长孙氏却始终保持沉默。

长孙氏不但自己绝不干政，而且她也极力避免让自己的亲族掌握太大的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的衰亡都和外戚擅权有直接关系，比如两汉在这方面就表现得非常典型。长孙氏从小在舅父高士廉的影响下熟读经史，自然对此深怀戒惧。 所以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七月，当李世民准备擢升长孙无忌为宰相的时候，长孙氏就极力劝阻，对李世民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但太宗坚持任命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兼吏部尚书、左武候大将军。

如果长孙皇后不再表示反对，默认了这件事，那人们似乎就有理由怀疑——她先前的劝阻只不过是一种欲迎还拒、故作谦让的作秀罢了。

然而，长孙皇后绝不是作秀。诏书一下达，她私下里立刻去找他的兄长，坚决反对他接受任命。长孙无忌没办法，只好向李世民一再请辞。最后搞得李世民也很无奈，只好改授他“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至此，长孙皇后才如释重负。

 

长孙兄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叫长孙安业，比他们兄妹年长许多，是一个“嗜酒无赖”的纨绔子弟。当长孙兄妹尚且年幼之时，他们的父亲长孙晟亡故，长孙安业立刻把兄妹二人赶出了家门，让他们去投靠舅父高士廉。

当时的长孙安业当然不会想到，被他赶出家门的这两个孩子日后居然飞黄腾达，一个成了帝国的宰相，一个成了天下最有权势的女人——皇后。

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长孙氏得势之后，不但没有因为以前的事情报复他，反而以德报怨，屡屡让皇帝对他“厚加恩礼”，最后还让他当上了京城的监门将军。

可惜长孙安业终究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小人。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他居然恩将仇报，丧心病狂地参与了一次未遂政变，以至于把自己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当时，心怀异志的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因事入朝，暗中联络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和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等人，与他们“互说符命”，准备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禁军发动政变。不料未及行动，他们的阴谋便全盘败露。以李孝常为首的政变分子当即被一网打尽，全部被捕入狱。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长孙安业。

毫无疑问，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按说这回长孙安业绝对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任凭天王老子来也救不了他。可是，居然还是有人想救他一命。

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

不过，她之所以想救长孙安业，绝不是简单地出于妇人之仁，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考虑。她流着眼泪对李世民说：“安业之罪，诚当万死！但是天下人都知道，他曾经对臣妾做过绝情之事，如今一旦将他处以极刑，天下人必然认为是臣妾想报复他，这对于朝廷的名誉恐怕会有损害。”

李世民觉得有道理，随后便赦免了长孙安业的死罪，将他流放嶲州（今四川西昌市）。

从长孙安业的事情上，我们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身上确实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首先，对长孙安业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这足以表明她的善良和宽容；其次，当不知好歹的长孙安业，竟然又“以怨报德”的时候，长孙皇后能够再次替他求情，这就不仅仅只是善良所能概括的了。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智慧——一种顾全大局的智慧。

 

除了朝中还有很多善谏的大臣之外，在后宫，长孙皇后也是时常对李世民进行规谏的一大“良工”！

史称：“由是宫壸之中，刑无枉滥。”（《资治通鉴》卷一九四）正是因为有长孙氏这样的贤内助，所以李世民才会颇为感慨地对房玄龄说：“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贞观政要》卷二）

长孙氏在后人的心目中之所以能成为皇后的楷模，李世民夫妇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模范夫妻”，其主要原因不仅是长孙氏能够在政治上尽力辅佐李世民，更是因为在生活上，他们的伉俪情深也足以让后人感动。

大约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世民患上了“气疾”（呼吸道疾病），将近一年都没有痊愈，长孙皇后一直守候在李世民身边，日夜悉心照料。由于担心李世民的病情不能好转，所以此时的长孙氏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她把一包毒药藏在了衣带中，对亲近的侍女说：“皇上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不独自求生！”（《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常系毒药于衣带，曰“若有不讳，义不独生。”）

而更让人感动的是，长孙氏自己其实是一直抱病在照顾李世民的，因为她本人恰恰也是从小就患有气疾。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长孙氏陪李世民一起上九成宫避暑养病。有一天下半夜，柴绍等人突然上山，向李世民报告了一起突发事件（具体是什么事件，史书无载）。李世民大为震惊，当即全副武装到前殿询问事件的详情。长孙皇后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带病跟随，左右极力劝阻，长孙皇后却说：“皇上如此震惊，我岂能心安！”

或许是因为这次半夜出宫感染了风寒，再加上紧张和焦虑，长孙皇后的病情突然加重，从此一病不起。太子李承乾建议母亲说：“所有该服用的药物都用过了，您的身体还是没有好起来，不如奏请父皇大赦囚犯，同时度化一些人出家，也许可以得到冥福的庇佑。”

长孙皇后不以为然地说：“生死有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若行善一定有福，那我从没做过坏事，又何必担心？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大赦’是国家大事，而佛法是异国之教，对政治不见得有什么助益，何况皇上从来也不信这个，岂能以我区区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之法？假如一定要照你的话做，我还不如速死！”

 

可李承乾没有听从他母亲的话，还是认为自己的办法肯定有效，可又不敢上奏皇帝，只好私下去找房玄龄。房玄龄转而上奏李世民。李世民也觉得未尝不可一试，于是准备大赦。长孙皇后得知后极力反对，李世民最后只好作罢。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重不治。弥留之际，她给李世民留下了这样一些遗言：

第一， 要求起用房玄龄：“玄龄事陛下久……苟无大故，愿勿弃之。”

第二，再次强调不要让自己的亲族掌权：“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

第三，要求薄葬：“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

第四，最后的谏言：“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讲完这些，长孙皇后取出一直藏在衣带中的毒药，最后说了一句：“臣妾在陛下卧病的那些日子，发誓以死跟随陛下，绝不像吕后那样！”（西汉的吕雉在汉高祖刘邦死后，打击刘姓宗室，极力扶植外戚，擅权揽政，历时八年，史称“吕氏之祸”）。

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生前曾经编纂了一本有关古代妇女言行得失的书，共三十卷，名为《女则》。但她只是将其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不是想以此博取声誉，所以一直叮嘱宫人不要告诉李世民。直到她去世后，宫人才把这本书交给了李世民。

李世民睹物思人，泫然泪下，悲恸不已，长孙皇后画像（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唐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仁，出版社：现代出版社对近臣说：“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本文摘自：《唐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仁，出版社：现代出版社；长孙皇后画像来源：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