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的教育思想
2011-07-02
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世人赞颂：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１）制礼作乐，敬德保民
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不限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类的礼节。《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周公制订周礼说，礼仪用来观察德行，德行用来处置事情，事情用来衡量功劳，功劳用来取食于民。可见“周礼”包括“观德”、“处事”、“度功”、“食民”等方面的内容。
《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至鲁，在太史那里观看册书，看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礼都在鲁国了，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西周之礼所以能成就王业的缘故了。”这说明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十分广泛。简单地说，周公所作之礼，是西周时期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其中以政治制度、宗教礼仪以及道德伦理规范为主，同时还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而周公作乐，则不仅包括乐曲，而且还包括诗歌、舞蹈等项内容。
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维护“亲亲”与“尊尊”的宗法制及等级制。同时，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对夏商两代礼乐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他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既是集大成者，又是创新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周族虽是一古老的邦国，但承受了天命就换上了一番新气象。周公开创的灿烂大备的西周一代文化教育，同时也为后世文化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敬天保民是商代统治者的神道设教思想，周公改为敬德保民，强调“明德”这一点，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周公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他看到商代统治者，如纣王，口口声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但仍挽救不了他的灭亡。于是提出必须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永保天命，维护其统治。所以他说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意思是说，文王能够修明自己的德行，对于刑罚做到小心谨慎，他不敢轻看和虐待那些鳏夫寡妇，他任用该任用的人，尊敬该尊敬的人，惩罚该惩罚的人，他的德行在人民中间非常显著，这样，他就开始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几个友邦建立在中夏地区，把我们的西方治理得很好。他的德行叫上帝知道了，上帝很喜欢他，就命令他把殷灭掉，他从此就承受了殷人原先所受的天命和殷人的疆土和人民。
周公向统治集团提出了“小民难保”的警告，认为小民是最难安抚的，你们要事事留心，要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要效法古人修明德行的作风，来安定自己的意志，检查自己的德行，放远自己的规划，只有这样做，才能把这里的人民安定下来，我也不至于加罪于你，教你的国家灭绝。认为只有言行符合明德，才能保住小民，即“乃以民宁”，不会灭亡。周公在“敬天保民”的思想中掺入了“明德”这一内容，是对商代奴隶主一切听命于天的思想的修正和补充，为后来孔子与儒家的德治主义开了先河。
周公的“敬德”思想包括了丰富的内容，其一是要求统治者明察情况，用贤去奸，不可一味使用暴力，用刑要谨慎，这属于政治的范畴；其二是要求统治者勤于国事，检点自己的言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其三所论之德是人自身的一种属性，这属于古代人性论的范畴。以上三点可以分别称之为“德治”、“德行”与“德性”，讲的都是修己治人，或修己安人之道，是十分现实的政治、伦理、教育问题。
周公的敬德思想着重于人事的努力与个人的行为表现，包含唯物主义的因素，要求加强对人的后天教育。因此他既言德，又言教。他在《尚书·酒诰》中反复言“教”：“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意思是说文王常教育训诫勉励年轻一代做好本职工作，无常饮酒，嘱咐他们常“听我教诲”勿违犯。这表明周公强调“以教育德”，他从敬德思想出发，重视教育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六艺”教育的兴起。
周公从制礼作乐及敬德保民思想出发，把教育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武器，这对周以后的教育思想影响很大。孔子“为政以德”的主张，《学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思想，以及历代统治者关于“以教化为大务”的见解，都可以说是对周公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２）孝友为德，力戒贪逸
周公说：“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他深知周室受命于天，虽取代了殷人，但仍有“大艰”，不可轻忽。他又说：“无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他恳切地告诫周室统治者，只有加强修己敬德，孝友为德，才能使文王开创的国祚永年。他把道德教育视为关乎国家千秋大业的事情。
如前所述，周代为了加强统治，建立了宗法制度，政统与血统相结合，特别重视孝、友的教育，使父子、兄弟都遵守孝悌之道。周公把不孝、不友看做是最大的罪恶。他在《尚书·康诰》中说：
“子弗祇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茲无赦！”
他的意思是说，当儿子的不能尽心给他父亲做事情，却大大地伤了他父亲的心；当父亲的不爱他的儿子，却仇恨他的儿子；当弟弟的不讲做人的道理，不能尊敬他的哥哥；当哥哥的也不体念父母养育儿子的劳苦，很不友爱他的弟弟。像这一类坏人，当君长的如果不处罚他们的罪行，那上天给人民所规定的做人的道理就会完全叫他们破坏了。所以说要赶紧用文王所规定的刑罚去惩罚他们，万不能饶恕他们！周公对孝悌之道特别重视，这是和周代的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度相联系的。
据《尚书·君奭》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周公自担任周成王太师后，一方面辅佐成王，施政于朝，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前代师保之教的优秀传统，力尽师保之责，对成王的教诲十分成功。在《尚书·无逸》篇记载了的“体恤下民，力戒贪逸”的教育主张。他说：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他的意思是说，在上位的君子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不要贪图安逸！先要去体验小民种庄稼的艰难，然后再过安逸的生活，就会了解小民的痛苦。你要看看那些小户人家，他们的爹娘辛辛苦苦地种庄稼，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却不知道种庄稼的艰难，只是贪图安逸，放荡不恭，等到放荡久了以后，倒反侮辱他的爹娘说：“上一代的人什么都不懂。”
周公善于运用历史告诫教导成王，他以商代的“明王”祖甲为例：
“其在祖甲，不义惟王，归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他说祖甲认为代兄称王是不义，因而逃往民间；后来即了王位，他就知道小民的痛苦，能够保护和喜爱小民，连鳏夫寡妇都不敢轻慢；所以他的寿命也长久，他在王位一共是三十三年。从此以后，殷朝的国王，一生下来就过着安逸的生活，既然生下来就安逸，也就不知道小民种庄稼的艰难，更听不到小民的痛苦，只是沉醉于玩乐。所以从此以后的国王没有一个人的寿命是长久的，他们在位的时间，有的是十来年、七八年、五六年，还有的只三四年。周公以此教育成王及周室子弟：后世国君是否能不忘先王创业和守成的艰难，是否能悉心体察民情并具备不图安逸的品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朝代的兴衰。
此外，在道德修养的方法上，周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是教育王室成员应了解古今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扩充自己的见闻，即所谓“高乃听”，在《尚书·康诰》中说：“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汝丕远惟商耇（ｇǒｕ，音狗，老，高年）成人，宅心知训”。意思是说，在这里我们应效法殷代先世圣王的德行，去安抚和治理殷民，要和殷商的年老有德的人多接近，诚心接受他们的教训。这就是说，要借鉴前人以往的经验来充实完善自己，使自己的修养不断提高。
二是教育王室成员从自身方面，严格要求，即所谓“永观省，作稽中德”。他说：“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意思是说，年轻的封啊，你要把人民的苦痛当做自己的苦痛一样，你应时时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啊！如果有小民在恨你骂你，你会更加严格地修养自己的德行，“宽绰厥心”，开阔自己的心胸。通过这样一些方法不断的修养，实现“作稽中德”、“作汝民极”的道德要求。
（３）勤勉从政，谨言慎行
周公反复强调君臣上下必须戒骄戒逸，勤勉从政，谨言慎行。他列举殷王中宗、高宗、祖甲，赞扬他们皆能“治民祇惧，不敢荒宁”，因此都成为颇有政绩的“明王”。他又举周文王为例：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身，厥享国五十年。”
他说太王、王季都是谦虚谨慎的，文王更亲身做卑贱的事情，他很留心于修筑道路和教导小民种田这些事情，他的为人是又柔和又谨慎，他很爱小民，特别体恤那些鳏夫和寡妇，他每天从早晨忙到太阳偏西的时候，连饭都顾不得吃，因此，他就使得万民同他一条心。文王不敢贪恋游览和打猎，他总是忙着和各国的君长去处理政事。因此文王的寿命也很长久，他虽然已到了中年，才受天命做王，但在位竟达五十年。
周公称颂文王勤奋精神，用以激励成王。同时，他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以身作则，堪称表率。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
“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这就是著名典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由来。“吐哺”，吐出口中的食物。说明周公勤奋、热情，善待来客，甚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停下来招呼客人，如此为国事勤劳、求才殷切。周公以此教育他的长子伯禽，告诫伯禽受封于鲁，小心谨慎，戒骄戒躁，勤勉谦逊。
周公还反复告诫成王要谨言慎行、克己自谦，他反复宣扬“先哲王”的德行：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归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他对成王说：我听说从前殷国王中宗，为人庄重谨慎，做事完全依照天命，治理小民十分小心，一点也不敢懈怠；因此他得到了很高的寿命，在王位一共是七十五年。殷另一个国王高宗，长时期在民间吃苦，和小民在一起生活，后来就了王位，忽然得了一种喑哑病，一连三年不能说话，他原先不能说话，后来一说话就得到了臣民的喜悦；他做事是一点也不敢懈怠，因而把殷代治理得很好很安定，以至于大大小小的臣民都很服从他，没有一个人对他有怨言；因此他的寿命也很长久，在王位一共是五十九年。
周公教育成王：圣明的君主，必须克己自谦。对民众的怨恨责骂，应当反躬自责。在《尚书·无逸》篇，他说：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听，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
周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到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人是最圣明的。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小民在恨你骂你啦！”他们就会更加小心地修明自己的德行。他们听到臣民有了过错，就说：“这是我的过错呀！”他们是这样的诚恳，不仅仅是不敢对臣民发怒而已。你如果不听这些正经话，人家就会造谣欺骗你，人家说：“小民在恨你骂你啦！”你就会信以为真。果真是这样，不去思考自己的过失，不开阔自己的心胸，却对于无罪的人随便惩罚，随便杀戮，那么小民就一致怨恨，怨气就会聚在你身上！
周公对成王进行谨言慎行的教育时，郑重指出对待刑狱之事，必须慎之又慎，“勿误于庶狱”。这是他“明德慎罚”思想的体现。他常警告成王：“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万不可像殷王纣那样整天胡里胡涂地只管吃酒发脾气呵！他既以此教育成王，也同样身体力行，他还政于成王后，“北面就臣位”，不以功臣自居，态度格外谦逊恭谨，所谓“匔匔（ｑｉｏｎｇ音穷）如畏然”，就是这种克己自谦品德的具体表现。
正是由于周公坚持对成王这般的教诲、倡导和身体力行，造成了周初为政无逸的“王风”——孝友为德、力戒贪逸、勤勉从政、谨言慎行。周公死后，成王不忘其教诲，不敢贪求安逸。成王死后，太师召公、太保毕公，仍坚持周公的遗教，“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成王、康王坚持周公之遗教，勤奋为政，力戒逸乐，造成西周初年的统一稳定的局面，即形成所谓“成康之治”。
周公对成王师保之教的重大影响不仅见于西周，而且波及于后世。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受周公师保之教的影响，十分重视对太子的教育，特意任命魏征为太子师，令其辑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赐给诸王，以加强对唐代王室子弟的品德教育。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指出，魏征的思想与《尚书·无逸》是一脉相承的：“《无逸》见人君当知艰难，毋以太平渐耽乐逸之义，观此知忧盛危明，当念魏征所云‘十渐不克终’矣。”历史已经过去了三千年，但是周公对成王的教育，今天仍发人深省，给人以启示。
（４）识人有方，任人唯贤
周公还教诫成王，为政必以用人为要。诚如崔述在《丰镐考信录》所说：“周公何以作《立政》也？盖治国以用人为要，而用人以知人为先。”
“立政”的“政”训“长”，即“官”。“立政”就是用人立长、任贤官人的意思。周公在《尚书·立政》篇告诫成王，用人乃是从政之根本。他总结了夏商两代用人之得失的经验教训，指出善用人就会出现像夏禹、商汤垂拱而治那样的盛世；不善用人就会像夏桀、商纣一样亡国丧邦。周公悉心向成王教授“官人之法”，认为“官人之法”乃国之大法，是光大德政之根本。他还指出，君主如果深通官人之法，用之都邑，可以和协其民，用于四方，“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可以因“大法”而愈显见为政之德。为了使成王掌握官人之法，周公不仅个人竭诚劝教，还在朝廷之上与“群臣陈官人之大法”。所谓“官人之法”主要是识别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三个方面：
关于识别人才。周公总结了夏、殷两代识才的经验。夏代提出了“三宅”，殷代提出了“三俊”。周公说成汤用这种方法考核官吏、选拔人才，结果做到了官不旷其职，德不浮其名。“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周公认为，夏、殷之所以兴起者，是由于实行了这个原则；而其所以败亡，是因为违背了这个原则。而周代的成功也就是因为继承了这个人才识别的原则。
周公坚持识人应“知忱恂（审其心）于九德之行”，即既审视人的内心之德，又考察体现其德的道艺作为。这种兼顾德行与道艺的识人之方，开中国古代人才研究之先声，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是有意义的。
周公主张识人要做到才与职、德与官相结合，而反对“谋面，用丕训德”的办法。“谋面”是以面取人，既不考其德，又不察其行，只是听言观色，凭个人印象与感情取人。“丕”读作“不”，只重表面现象而不重德行，是识人之大忌。
周公主张对担负不同官职的人，要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要求，去考察他们的德与能。属于政务之官，要考察其是否善于理事；属于理民之官，要考察其是否能使民安乐；属于司法之官，则要考察其施法是否公正。周公认为坚持这种方法才能识别与选拔到有德有能的人才。
关于选拔人才。周公在《尚书·立政》篇中提到了夏用“九德官人”，即选拔任用具有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九种品德的人。这每一种品德，都相反相成，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包含着丰富的心理气质的内容。
周公将这九种品德提出来，作为任人唯贤的成功经验，这是很有意义的。他还教诫成王，任人唯贤，即选拔“吉士”（有德之士），“远 （ｘｉａｎ，音先）人”即远离邪佞之人。他说：“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人。其唯吉士，用劢相我国家。”这即是说，任用“吉士”，可使国家有贤人辅政；如果用了“邪佞人”，虽然建立了官制，“国则罔有立政”，就同没有建立一样。更为严重的后果将是国祚绝灭，“是罔显在厥世”，国其无后矣！可见周公对任用贤人是何等的重视。
关于使用人才。周公主张逸于使贤，即要放手使用贤人，不可多加干涉。他说周文王治国是这样的，凡属“有司”所管的“庶狱”之事和“牧夫”所管的“庶慎”之事，一概“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即或用或不用，都由有司和牧夫所训执行。“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意思是说，周文王从不轻易干预下级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因为这样做，被擢进的贤人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而逸于使贤，又必须以勤于求贤为前提。周公告诫成王，文王其所以能逸于使贤，正是由于他求贤如渴，不惜劳心、劳力之故。
周公认为要像文王那样“克厥宅心”、“克俊有德”，即经过审慎考察，擢进有德之士。一旦任用之后，就要放手使用，君主只需把握国之大体，不过多干预下级行使职权。他的这种勤于求贤、逸于使贤的思想，不失为人才使用上的卓见。
周公倡导的“官人之法”，包括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三方面的内容。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系统阐述人才问题的思想。它直接影响到西周的选贤贡士制度。当时负责任官的司马，其“论辨官材”的原则和方法，正是周公“官人之法”的具体施用。远在三千年前，中国古代就产生了如此系统的人才思想，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人才学说发展史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５）提倡彝教，化民成俗
周公重视彝教，认为这是治国平天下不可缺少的政教活动。所谓彝教，就是对庶民经常进行的德行规范教育，即古人所说的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动。由周公创制，见于《尚书》的各种“诰”，有不少就是训俗的文件，后世多作宣传教化的“谕俗文”。周公训俗，尤为重视行为规范的教育。他认为庶民若能经常按规范行事，即“民之秉彝”，没有越轨行为，天下就太平了，这即是所谓“好是懿德”。
周公十分重视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动，他制礼作乐的主要目的也在于此。如前所述，周公制礼作乐的基本精神在于“明君臣之义”、“明长幼之序”，向整个社会宣扬“贵贱不愆”的宗法等级观念。《礼记·乐记》说：“礼也者，报也。”
“报”是古代祭祀有功祖先的礼仪活动，施行“报”礼，其用意在于“报本反始也”，不忘其所由生，不忘其根，从而提倡孝道。西周重视“报礼”，强调“孝道”，是与周公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据《孝经·圣治》载：“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周公改制之后的孝，“莫大于严父”，突出了父权思想，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严父莫大于配天”，所谓配天之祖即为天子，周天子便成为与国共敬之祖先。
君权与孝道结合，即所谓“亲亲父母为首”、“尊尊君为首”。所以说周公提倡的孝道，已能窥见“三纲”思想的萌芽，孝道已成为教化的重要内容，“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就是说，孝道具有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序、使后代有利的重要作用。所以周公把孝道教育视为彝教的中心，他在《尚书·康诰》中告诫康叔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茲无赦！”他认为人之罪恶莫大于“不孝不友”，凡民众出现了“不孝不友”的人，就是民彝破坏之时，必须立即用文王所作之刑罚规定，严加处置，不得姑息饶恕。
“义”也是民彝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周公直接有关，周公主张对殷人要根据“殷彝”定罪，“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就是说，应依照殷代的常法来判决犯人的罪，该判刑的就要判刑，该杀掉的就要杀掉，切不可凭你个人的意志断案。在这里“义”是“宜”的意思，适宜、合理的事称“义”，指统治者必须“明德慎罚”。这里把“义”作为对庶民的“训俗”活动，则是“尊尊”的意思。
《礼记·丧服》说：“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意思是说，仁是爱人，但最重要的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义是适宜，但最重要的是尊重贤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其中还要有差别；尊重贤人，其中也要有等级。所谓礼就是由这里产生出来的。由此可见，“义”表示的是“尊尊”、“贵贵”、“尊贤”，是与“亲亲”相区别的道德范畴；“义”，反映的是阶级关系与等级关系，是礼的重要内容。
周公制礼，强化了“义”，后世所推崇的“门外之治义断恩”，门外谓朝廷之间，既仕公朝当以公义断绝私恩，还有所谓“大义灭亲”云云，都是“尊尊”高于“亲亲”，亦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高于血缘关系的体现。总之，“义”的教育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是和周公的倡导分不开的。
据史籍记载，周公曾倡导籍田礼，即始耕典礼。每年春耕时，周天子到国都南郊的公田举行隆重的始耕典礼，旨在提倡勤劳耕作之风。据说《诗经》中的《周颂》为周公所作或为周公所订定。
《周颂》中的《载芟》和《噫嘻》篇，就是举行籍田礼时所演唱的诗歌，这是周公曾经进行劝农教化活动的明证。周公提倡始耕典礼，对于巩固新田制，重视农业生产和形成勤于公田耕作的风气，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有一定作用。
《周礼·大司徒》中关于教化的职责规定，有“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一项。西周以后各朝代，也常设司农司、力田吏以提倡和指导农业生产，“劝课农桑”，这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勤劳风尚的形成，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追溯其源，与周公有关。周公推行社会教化，用了很大力量，创制了一套方法，大部分为后代统治者所继承。周公的主要做法如下：
第一，采风易俗。周公很重视民俗的教育作用，他提倡并亲自进行采风问俗的教化活动。据传，周公为制礼作乐，曾采集文王时周地以南的民歌，昭示天下，教人们懂得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毛诗序》说《诗经·豳风·七月》是周公采集的。这与班固关于周太师负有采风之责的说法，正好互相印证。
从有关史料分析看，周公采风问俗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调查施政的得失利弊，以为讽谏之用。如《豳风·七月》以诗的形式记述了农人一年四季劳作生活之苦，周公献于成王，就是劝教成王力戒贪逸，使之“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二是为了化民易俗，实施社会教化。其做法诚如清末维新派人士黄遵宪在《论礼仪》一文中所说：“于习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固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周公大力禁止酗酒之风，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周人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反映了骄奢之风在滋长。周公为杜绝这种危害，严肃警告人们，酗酒风起，必定会造成“大乱丧德”的后果。
周公还改革过婚俗。西周初年婚姻状况混乱，老妇与少子亦可成婚。后周公进行了婚制改革。据王国维考释“同姓不婚”是周人“大异于商者”的。周公提倡“同姓不婚”的新礼俗，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异姓结婚有利于加强种族的生命力；二是使非姬姓服从姬姓，既严男女之别，又可抬高周族姬姓的地位，达到进一步巩固宗法制度的目的。周公的这些活动，在施行教化、整饬世风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二，颁布诰训。周公运用文字或口述的形式，有目的地宣扬教化，创制了诰训一类的文告。现存的《尚书·周书》中保留了一部分，内容都是用孝亲、守法教导民众，要求人们互相劝勉，形成有利于周室统治的民习民风。这是进行社会教化颇有影响的一项措施，常常能收到家喻户晓的效果。周以后的各代统治者，很多继承了这种“训俗”之法，曾颁布箴规、诰训以及“圣谕”、“谕俗”等文告，有的还亲自讲述，或让乡里中“老成贤德之士”进行解说，以扩大影响。
第三，制定礼乐。礼乐渊源很久，但也是来自民俗，故《周礼》云：“礼俗从取其民。”周公制礼作乐旨在“一民心，齐民俗”。“礼，履也。国人所践履。”它有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乐也者，动于内者也”。它有培养人们道德感情与情操的作用。周公把握了礼乐特点，精心制作，所以周人的冠、婚、丧、祭和视、听、言、动，都由礼乐的节文加以规范。由于“上行下效，风过草偃”，所以礼乐行之于上，必化而为“风”；民习行之于下，定变而为俗。周公这种制礼作乐以正风俗的做法，既收效于西周，又影响于后世，成为中国古代施行社会教化的传统。
周公在观民风、化民俗的社会教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主张因势利导，提倡“平易近民”。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长子伯禽与太公望（姜尚）初封鲁与齐，伯禽三年而政成，太公五月而政成。为什么两人会一迟一疾呢？伯禽是“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而太公则是“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
周公根据两人对礼俗的不同处置，而造成为政效果的不同，提出为政化民必须“平易近民”，他说：“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说明周公既重视化民易俗，又懂得民俗的特点，难于更易而又可以更易。“平易近民”的主张就是他根据这种特点提出的，是很有见地的。
周公在治理殷民及被征服的东方各族时，就遵循这一原则，注意尽量保留这些民族有益的风俗习惯不变。他还提出“各安其宅，各田其田”，这对减少敌对情绪，接受周公的社会教化，稳定政局，发展生产，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深得民心。荀子在《王制》篇中盛赞周公说：
“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孰能有与是斗者与！安以其国为是者王。”
意思是说，当周公向南面去征伐的时候，北方国家的百姓就埋怨着说：“为什么单单不到我们这里来呀！”向东面去征伐的时候，西方国家的百姓就埋怨着说：“为什么单单把我们放在后面呀！”试想还有谁能和这样的人抗争呢？因此凡有能够把他的国家照这样做的，就能称王于天下了。
总之，周公特别突出“德治”思想，强调民心归向，处处炫耀祖宗德业。“任德教”是他教育思想的主旋律，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终于使中华民族在古代就以“教化有方”、“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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