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的孟子

2011-7-6

 

 

 

在中国二千多年前群雄割据、诸侯争霸的战国乱世中，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就是孟轲﹙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孟子所建立的学说像一道犀利的闪电，划破了历史的长夜，给人们带来一丝民主的光亮，它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刚正不阿的正气和对世俗保守势力的抗争的力量。

孟子的学说影响到当代中国和世界。人类社会已进入了公元第三个千年的大门，然而，孟子提出的命题，诸如贫困、战争、人权、民主、民生、教育、环保等困扰人类的社会问题，至今仍需要人们还要像孟子一样继续努力地想方设法加以解决。

 

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说：“孟子的著作肯定对中国人有影响。虽然他对儒教的影响远不如圣·保罗对基督教的影响大，但是他无疑是一位有巨大影响的作家。全世界也只有几个哲学家有过这么大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也说：“孟子学说的价值是一个很复杂而且值得深抠的领域……目前，我们还不能了解他们所体现的内心世界。”

有的学者甚至说，孟子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伟君子形象留存于世界的，他是那个世界里最富有创新意义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与他同时代的欧洲哲学大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远远超过他们。的确， 孟子作为孔子学说的重要传人，一生继承和发展孔子学说并融于社会现实为己任，在各种矛盾中，他充满自信的喊出了五百年舍我其谁的豪言壮语，为我们今天留下这些珍贵的激扬文字。

 

宣扬“仁政”思想

 

性善说，是孟子思想的基石，它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之中。为人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提供了可能；为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主张人生来都是善良的，都具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发端。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张“仁政”。“施仁政，行王道”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系统阐述了“仁政”型社会和谐理论，这一理论以经济和谐为基础，以道德和谐为核心，以上下和谐为主干，以善政善教为两翼。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他“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不遗余力地宣扬仁政思想，在与齐宣王讨论治国之道时，总离不开仁政，齐宣王一听就头疼，因为他不施行仁政而实行“霸业”，所以，他用种种托辞， 拒绝仁政。

 

齐宣王说：“我有个毛病，爱听音乐。”孟子说：“爱好音乐那好啊！你把这个爱好推广开来，让全国人民也享受到音乐的快乐，那就是王道的仁政了。”

齐宣王说：“我有个毛病，爱武功。”孟子说：“这好啊!爱武功保家卫国，是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勇，就是大大的仁政。”

齐宣王说：“我还有个毛病，就爱钱财。”孟子说：“爱钱财好啊!像周人的祖先公刘在创业时发展经济，藏富于民，才有了八百年的基业。”

齐宣王见用“好乐”、“好勇”、“好货”都不能把话题引到他想听的“霸业”上来，就说：“我还有个毛病，爱女人。”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好色之人，非但不好色，在所有的帝王中，唯独他敢娶一个其丑无比的无盐做正宫娘娘。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这位正宫娘娘真名叫钟离春，无盐是地名，她出生的地方，后又被封为无盐君，后世的人反而忘了她的芳名，只知无盐了。俗语说“美如西施，丑如无盐”，指的就是她。

齐宣王之所以说“寡人好色”只是想套出孟子说出“霸业”来。孟子说：“文王也好色，他天天都带着他的外国太太姜美人，可他行仁政，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归顺他。如果大王你对民众好，让他们幸福美满，你好色也没关系，只要使全国百姓都能过上美满生活，岂不是大好事!”

 

齐宣王自称“声色货利勇”五毒俱全，全被孟子的仁政否了。孟子接着向他讲了治国道理，其中谈到要知人善用时，齐宣王说：“我下面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谁好谁坏，哪个该用，哪个该免呢？”

孟子说：“您有一个臣子，把妻子和孩子托付给他的朋友，自己到楚国游历。等他回来的时候，看到妻儿却在受冻、挨饿。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宣王说：“和他绝交。”

孟子说：“假如一个官员不能很好地管理他的下属，应该怎么办呢？”宣王说：“把他撤掉。”

孟子说：“假如一个国家四境不治，乱得一团糟，又应该怎么办呢？”宣王无话可说，于是左顾右盼，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齐宣王说道：周文王的豢养禽兽、种植花木的园子，有七十里见方，应该说是不小了，老百姓却还以为小。而他齐宣王的园子，只有四十里见方那么大小，比周文王的园子差得很多，可老百姓却还嫌大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孟子的回答，可谓精彩之极：“周文王的园子，七十里见方，但割饲料和打柴草的人，可以到里边去，打野鸡、猎兔子的人，也可以到里边去；文王和老百姓一同享有园子的利益。那么，老百姓认为这个园子小了，岂不是很正常吗？我听说在首都的郊外，有一个属于陛下的园子，谁要是射杀了里面的麋鹿，就等于犯了杀人罪。这不是就在国土上挖了一个坑，等人掉进去吗？而且这是一个四十里见方的陷阱，那该怎样坑害老百姓呀？所以，老百姓嫌它大，难道不应该吗？”听了这番话，齐宣王又是无言以对。

 

孟子认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引言均出自《孟子》下同﹚只有怀有赤子之心的人才能够成为在道德上无可指责的君子。而君子的最大特征就是能够以仁爱人，以礼敬人。只要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仁爱、宽容、克制和关怀，社会就会朝好的方向转化。

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在孟子看来，以威服人不是心服，而是口服，长期下去下属只能靠假意的奉承来服从权势。这种假的服从发展下去，就会把人完全变成一种玩偶，一种工具，甚至会导致权势的灭亡。

孟子的“仁政”思想基础是民本主义或古代朴素的人道主义，即以人为中心，以民为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比政权重要，更比天子重要。“得民之道”在于得民心，孟子告诫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天”更多地指向“民意”，天意和民意的统一，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民意的背向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存亡。他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观点，都成为流传不息的千古名言。

孟子继承孔子仁学，并把它推广到政治心理上去，把它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从而把仁学修养学发展成仁学政治学，这是孟子思想对孔子思想的独特发展。

孟子主张仁政，还体现在法治上。有一次，弟子桃应问：“舜身为天子，任命皋陶当了法官，舜的父亲瞽瞍却杀了人，那该怎么办？”孟子说：“把他抓起来就是了。”“难道舜不能阻止吗？”桃应又问。“舜怎么可以去阻止呢，皋陶去逮捕瞽瞍是依法办事，那舜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舜可以把天子之位视若破鞋一样抛弃，偷偷地背起父亲逃走，住到海边去，一辈子都乐而忘返。”孟子的回答体现了法律、道德高于王权的思想。天皇老子犯了罪也应法办，哪怕是圣人舜的父亲，也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孟子的“仁政”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理想上，还体现在他对待自然生态上。他说，不违背节令而按时耕作，粮食可以吃不完；密孔鱼网不许入水，鱼鳖才可以吃不完；在适当时候上山砍伐，林木就会用不尽。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才能使老百姓养好活着的人，安葬好死去的人而不再有缺憾了。

孟子还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十分关注自然资源的保护，提倡爱惜万物，因为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万物，爱惜万物就是仁爱百姓。他举齐国的牛山为例，原本林木茂盛，生机盎然，后因砍伐无度，成了荒山秃岭。孟子呼吁“山林之绿”和“人类之善”同是重要的美。这种生态观念，与当今的公益广告语“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如同一辙。

 

蔑视王公权贵

 

孟子对贵族阶级持一种反叛和批判的态度，对国君更是大不敬，表现了孟子的民主精神和批判精神。“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说梁襄王“不似人君”，就等于说他不是个东西，比成语“尸位素餐”还差劲！

有一次，齐宣王问计于孟子，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齐宣王又问：“汤放桀，武王讨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的回答很清楚，皇帝昏庸无道，他就不是皇帝了，杀掉他，是可以的。杀掉厉王、纣王这样的暴君不是“弑君”，这些暴君恣意榨取人民的血汗，已经成了披着君王的外衣的吃人野兽，人民不打倒他，他就要吃掉人民。

孟子甚至说，如果能杀掉那暴君来安抚百姓，就好像及时雨从天而降，是大快人心的。历史上能以这种口气对君王说话的政治家古往今来确实少见。孟子初见梁惠王时，梁惠王客气地说：“先生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劈头就是一句：“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一句话把梁惠王噎回去。

 

第二次见面是在王家花园里，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听了，从《诗经》说到文王，从文王说到亡国之君夏桀，连那句咒骂帝王们的话“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都用上了。这么扫兴的话，也只有孟子说得出。

孟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杀人争地抢财的时代，面对杀人暴行，孟子对梁惠王脱口骂出：“不仁哉，梁惠王也！”这梁惠王真不是个东西！因为他“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为了争夺土地，不但牺牲无辜百姓，连自己的骨肉也豁出去不顾了。

孟子就是这样桀骜不驯，睥睨天下，对国君的不仁不义，敢怒敢骂。跟那些大人物说话，别把他们太当回事，搞得自己像个缩头乌龟样。他有豪宅怎么啦，他有美女如云怎么啦，他有美酒佳肴，宝车怎么样，他到处吃喝玩乐又怎么样？大爷我不尿他！

 

孟子一句“大人则藐之，吾何畏彼哉”，简直如一口痰吐在大人脸上！翻开《孟子》就会看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样言辞犀利、敢于逆鳞的话，比比皆是，对于这个老“愤青”刺头，经常使国君们“勃然变乎色”，或者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好在那个时代还算宽容，但到了明朝，朱元璋看了这些话可就不一样了：“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全祖望《鲒崎亭集》﹚这老东西要是活到今天，非把他剁了不可。并命令把《孟子》里的这些话统统删去。

孟子确实是中国笫一位具有现代精神气质的知识分子，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第一块碑石和路标，粪土当年万户侯，敢对权势者说不，并投以轻蔑的一瞥。

为民申求权利

 

孟子在政治急速转型、社会纷乱重组、经济急剧发展的战国时代，他以全副的生命投入救世的事业，心援天下，手援天下，奔走呼号，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主体的政治主张，坚持在战乱频仍的苦难中为黎民百姓伸张权利，为生民立命，充分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坚定使命感。

孟子肯定众生人格平等，国君、大臣和庶民在人格上并没有高下之分，“人皆可为舜尧”，在等级分明的古代社会，这一思想无疑是大胆而带有民主意识的。孟子指出社会的不合理，贫富不均，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饿死冻死在路边，有口气的流浪各地乞讨为生，官府却富得流油，钱多得没处花，那些官员有谁想到过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老百姓呢？官府当回事吗？这样做，迟早要还债的！官员们应该少惦记着些银两，多想点怎么能给老百姓办点人事，使他们对上足以事奉父母，对下足以蓄养妻子，并应规划经济的措施。君王不应与他国交战，而应与大家共同的敌人——贫穷相抗衡，因为贫穷和愚昧才是罪恶和混乱的根源。

 

孟子说，老百姓没有稳定的收入，心里就不踏实，心里不踏实，就很可能铤而走险，等老百姓犯了事，就动用国家机器来处罚，这就是罔民。

孟子对人民充满了同情关爱和尊重之心，他第一次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提出“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政治行为观，体现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的心为心”的科学的政治思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老幼”观就是他向整个社会发出的呼吁，人活在世上，不仅要爱自己，还一定要爱他人，爱社会。

 

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他设想了“井田制”这一自然经济，使“黎民不饥不寒”，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体现了孟子心中所描绘的百姓生活丰实和谐的社会理想。

二千多年过去了，世界各国人民仍在为解决生存、贫困问题而努力。孟子提出的“民事不可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制民之产”、“薄其税敛”、“取于民有制”、“民可使富也”，这些主张就是在今天听来也发聋振聩。

 

孟子对大富大贵的君王讲“先义后利”，为饥寒交迫的黎民百姓申述“先利后义”。有恒产者有恒心，“恒心”源于教育，无恒产者无恒心，是因为无力接受教育。所以，孟子再三申明，当黎民百姓不饥不寒时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贫困消除了，并不意味愚昧也会随之自动消除，消除愚昧的唯一方法就是教育，才能“有恒产者有恒心”，否则尽管饱食、暖衣、逸居，却仍“近于禽兽”。这些体现了孟子关注民生、注重教育的思想。

 

孟子提出，天子、诸侯、大夫、国家都是可以改立变置的，只有民众是无可改换的，因而人民是最根本的。国事由国人来决定的古代民主论。

孟子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孟子的民主思想，在当时虽不能达到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认识高度，但在二千多年前能有这样的认识，也是难能可贵的。

 

坚守独立人格

 

孟子所处的乱世，“布衣可以致卿相”，以孟子的才能，完全可以以三寸不烂之舌，跻身于官僚阶层。但孟子始终坚守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不随俗俯仰，保持个人的尊严。

孟子可以像当时许多说客那样，投其所到国家的嗜好，说之以争夺霸权的实力政治，得到功名富贵，以渊博的学识和辩才，像苏秦那样，相印挂身，或者像淳于髡那样，“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

但孟子始终坚守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不随俗俯仰，保持个人尊严。他以不苟时尚的高贵行为，实践自已的誓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红尘滚滚，汲汲于功名，拼命挤进“彀中”。而孟子“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与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无官一身轻，进退有余地。

 

孟子是何等潇洒！但他不忘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他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觉而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认为知识分子为民众的先觉先导，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孟子怀抱强烈的使命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子不出卖自己，也不被权势收买。齐宣王打算给孟子建一座豪华府第，再赐给他一份万钟粟的俸禄。这在孟子看来却是莫大的侮辱：“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的刚直气概和独立人格，还表现在他对权势的态度上。

 

有一天，孟子已经穿好朝服，准备前去上朝面君。这时宫中来人传话说宣王本打算接见他，但是因为身体不适，原定的会见不得不取消了。请先生在明天早朝前来一见。孟子立刻回答说：“我本来也要去看他，但是不幸临时生病不能去看他了！”孟子就是这样的独立人格。

正因为如此，他为中国几千年来的知识分子树立一个新的楷模。纵观专制时代多少朝代更迭之中，如墙头草般的投机分子及曲学阿世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相形之下更能显示出孟子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善养浩然之气

 

孟子认为，正气是充满浑身的力量。这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就能充满天地之间。孟子所说的“吾养浩然之气”，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行为，而是对一个社会良知和正气的呼喊，对正义战胜邪恶充满了信心。正气，就是充满胸间的正义精神和力量。孟子用这种浩然正气去宣扬自已的政治主张，去唤醒民众向罪恶的统治作斗争。

孟子的“浩然之气”就是人格之美，至刚至大至勇，是一个人的人格成就的最高境界。有了它，就可以舍生取义，无所畏惧；有了它，就可以随心所欲，战无不胜，“塞于天地之间”，“上下与天地同流”，这是天地人合一，小我与大我相融，精神与肉体同一，思想感情与精神气魄相互生发，自然精气与道德意志互为表里，将一种宏大的精神境界展现在天地人生之间，成为人格的楷模和人生的理想境界，闪耀着人格美的光辉。

 

孟子说“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有志于学道，不达到一定成就，就不能通达。人应追求更高的境界，不断开阔胸怀，勇猛进取。

孟子还十分注意人格修养，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 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孟子从鱼与熊掌不可兼说起，论述了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而舍生命以取道义的人生主张。把道义看作高于生命，为了道义，宁死也不苟且偷生，决不屈从避死。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崇高人生精神，后来发展成为泱泱中华的一种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浩浩历史上，无数慷慨悲歌，仁人志士。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认为艰辛困苦，磨难了人生，砥砺了人生，锻炼了意志，从而使他们能在以后大有作为。

孟子有着强烈地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他说：“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种意识，深深渗透在中华文化精英的血脉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几千年来激励了中国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济世报国理想而呕心沥血奋斗不已。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我善养浩然之气”则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足以光照千秋，给知识分子以高大、健全的英武之气，足以让人回肠荡气，豪气干云，成为千古知识分子追求的典范。

孟子在战国乱纷纷的时代，他通过著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来止息纷争化干戈为玉帛。他的文字就是他的呐喊。对于他所处的时代，他尽到了一个读书人的责任。

《孟子》就像那暗夜中的一盏灯，虽然世道昏昏，但那盏灯依然不屈的亮着，给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以暗示，给后来的民众以温暖。孟子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 他的思想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在国外也得到广泛传播，《孟子》一书早已成为世界文明的瑰宝，孟子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

 

（文章来源，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