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6-22

 

走走走，游游游，
无是无非度春秋。
今日方知出家好，
始悔当年作马牛。

想恩爱，俱是梦幻。
说妻子，均是魔头。

怎如我赤手单瓢，
怎如我过府穿州，
怎如我潇潇洒洒，
怎如我荡荡悠悠，
终日快活无人管，
也没烦恼也没忧，
烂麻鞋踏平川，
破衲头赛缎绸。

我也会唱也会歌，
我也会刚也会柔。
身外别有天合地，
何妨世上要髑髅。
天不管，地不休，
快快活活做王侯。
有朝困倦打一盹，

醒来世事一笔勾。

 

 

（文章来源，搜狗百科）

 

2017-11-27

 

 

德蕾莎修女的名字很多人都听说过，但具体事迹可能不太了解，德蕾莎修女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物之一，与她并列的人我只列出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希望大家能把文章看完，多了解一个圣人，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

1979年，被誉为“活圣人”的德蕾莎修女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诺奖历史上最没有争议最令人欣慰的得奖者。

 

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矮小瘦弱的德蕾莎修女激动而安详地走上了领奖台。她是那样瘦小，以致人们努力抬头，也只能看到她那张皱纹纵横的脸。在授奖仪式上，她说“我愿意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接受这个奖项。”获奖后，她把卖掉奖章的钱及19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贫民和麻风病患者。

2010年是德蕾莎修女诞辰100周年。德蕾莎出生地阿尔巴尼亚的政府，希望在其百岁诞辰到来之前，将其遗体运回国内重新安葬。印度方面则表示，“德蕾莎修女是印度公民，她如今在自己的国土上安息。” 德蕾莎在1997年去世前，曾说过：“从血缘上讲，我是阿尔巴尼亚人；从公民身份上讲，我是印度人；但从信仰上讲，我属于全世界。”

德蕾莎本名艾格尼丝，1910年8月27日出生在马其顿的一个商人家庭，她的父母是阿尔巴尼亚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艾格尼丝深受母亲奉献上帝的信念影响，她相信母亲的话：为上帝工作这个行为的本身，已经可以得到足够的回报，不需要获取别人的认同。1924年，艾格尼丝在教会中得知印度孟加拉有一个罗雷多修道院。接受上帝的召唤压倒了一切愿望。后来艾格尼丝给自己取了教名“德蕾莎”，这个名字来源于传教士的主保圣女，艾格尼丝希望自己能像圣女德蕾莎一样，为了展示上主的爱奋斗一生。

 

1947年，取得独立的印度，被分为了两个国家，西为巴基斯坦，东为印度。这两个国家信仰不同，经常发生冲突，产生成千上万的难民，居住在贫民区里的人平均寿命不过三十岁，加尔各答凄惨的生活状况在全世界都出了名，曾被尼赫鲁形容为“噩梦之城”。

德蕾莎居住的修道院的高墙把加尔各答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高墙内，安全舒适；高墙外，是混乱和贫病。修道院的生活越是舒适，德蕾莎内心的不安就越强烈。

德蕾莎从外面带回24个女孩，试图教她们读书。但这些在街头流浪惯了的孩子，根本不习惯修道院安静整洁的生活，竟然集体逃跑了。这件事给特蕾莎极大的震动，她意识到：如果要为穷人服务，就必须走出这道高墙，把自己变成一个穷人，否则，这种服务就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

 

1948年，德蕾莎脱下穿了17年的罗雷多修道院深色会服，换上了这件印度传统的莎丽服，她盼望与穷人在一起。德蕾莎在印度时，衣食住行都极其简单。即使外出需要，她只穿鞋，不穿袜子，甚至是在寒冷的冬天；她只食用简单的食物，即使生病时，也只是吃盐和米饭。

德蕾莎后来出国参加会议时，常常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放在一个纸包里，再用一根绳子捆一下，这就算是行李了。在印度，这种纸包通常是穷人才用的包裹。一次，德蕾莎提着一个草筐前往美国参加底特律分会的落成典礼，前来迎接她的同工看到她提着这样的行李走出飞机场时，不禁落下泪来。

不仅是自己，德蕾莎还让其他修女，在衣食住行上都努力保持清贫：夏天没有电扇，冬天没有暖气，没有冰箱、洗衣机，甚至连肥皂和刷子都没有。德蕾莎说：“除非你过贫苦者的生活，否则你如何了解他们？”

 

1953年，德蕾莎创办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正式设于加尔各答，服务于最贫穷的人，“照料伤残孤苦之人，并且教育流浪儿童，探望乞丐及其子女，安置被遗弃被驱逐未蒙爱之人”。

临终关怀医院成立于1954年，是德蕾莎创建的专供垂死者和贫病者的安息之地。每天，修女们从街道旁、阴沟里，有时甚至是从火葬场和坟坑里救起那些穷病伤残者，或濒死者。他们有的浑身溃烂……他们中的大多数，大概一生都没有洗过一次澡，而修女们却温柔地为他们清洗，包扎，不抱怨，不嫌弃。

德蕾莎的行为曾遭到一些传教士的反对，他们认为她损害了教会的形象和尊严；一些印度“爱国者”抗议，说她让加尔各答这座城市和贫困划上了等号，在全世界起到了负面宣传的作用；更不用说，她一直面临教派矛盾和种族冲突，随时都可能有人冲过来对她高喊“滚出去”。但是德蕾莎没有退缩，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穷人。

 

随着社会上参与仁爱传教修女会人员的增多，德蕾莎把帮助的范围扩展得更广。

1957年底，印度政府同意德蕾莎在加尔各答郊外一个叫安哥拉的地方建第一所麻风病收容中心；不久，修女会又将会务拓展到其他国家，修女们从此可以奔赴世界各地为所有的穷人服务了；

1969年，德蕾莎修女国际合作协会成立，允许非神职工作者的加入；

1980年，修女会的所有收容之家开始向吸毒者、娼妓和受虐待的妇女开放；

1985年，第一所艾滋病医院在纽约建立；

1988年，为拯救因核意外而受到辐射伤害的人们，德蕾莎向前苏联提出申请，促使一所位于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救济中心迅速建立……渐渐地，崇拜德蕾莎的总统、传媒大亨和工商巨子越来越多，他们不断捐钱给仁爱传教修女会，

截至1997年德蕾莎去世，修女会已拥有4亿多美元的资产，在世界各地开办了六百所会院，分布在127个国家，共有来自111个国家的修女修士7000多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修女来自印度的中产阶级，有的甚至是出生于婆罗门阶层的贵族小姐。

德蕾莎以自己的付出而成为了20世纪获奖最多的人，一生大约获得过80多项荣誉和奖励。但她却说：“有时候我觉得悲伤，因为我们做得这么少。许多人赞扬我们的工作，但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人类的痛苦却无边无际。”

 

1979年12月，德蕾莎到挪威奥斯陆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准备设宴庆贺，德蕾莎却要求把宴会取消，将餐费用于加尔各答的穷人。宴会的花费大约7000美金，而这豪华国宴只能供135人享用，但是如果把这笔钱交给仁爱传教修女会，可以让1.5万印度穷人饱餐一天。评奖委员会委员长萨涅斯同意了德蕾莎的建议。在她的影响下，颁奖仪式一结束，挪威的邻国瑞典立即发起全国性的捐助活动，一次募集的款项就达到了40多万瑞币。

在加尔各答，人们甚至常常看到这个享有盛名的老修女，坐在货车车厢高如山包的面粉袋上左摇右晃。许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要如此奔波劳碌。德蕾莎说，如果不押送，这些送给穷人的面粉，就有可能被偷走。

老年的德蕾莎，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腰弯背驼，粗糙的双手严重龟裂，脚趾发炎，以致走路蹒跚。

1985年1月，她应中国天主教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在滴水成冰的北京，她仍旧穿着那件薄薄的白色莎丽、那双半旧凉鞋，只不过在莎丽外面加了一件旧毛衣。

德蕾莎87岁寿辰之时，修女们在加尔各答为她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典，并且专门为她敬献了一台特别的感恩祭弥撒。

 

1997年9月5日晚9点30分，德蕾莎因心脏衰竭在加尔各答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部安然辞世。去世时，她的个人财产只有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粗布莎丽。

印度政府宣布为德蕾莎举行国葬，全国哀悼两天，总统取消了官方活动，总理亲往加尔各答敬献花圈、发表吊唁演说。

9月7日，远在罗马的教宗保罗专门为德蕾莎献上了一台追思弥撒，教宗说：“这位举世公认的穷人之母，为所有人——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即向我们见证了上主的爱。她的经验使我们知道：就算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刻，人生仍然是有价值的，只要有爱。”

德蕾莎把一切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她从18岁起，直到87岁去世，从来不为自己、而只为受苦受难的人活着。她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 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有时你需要做的只是握住他的手，给他一个微笑，听听他说的话，这就够了。”

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光明和黑暗并列，正义和邪恶共存的世界，德蕾莎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选择光明和正义。

 

（文章来源，百度文库）

 

2013-11-13

 

 

 

历史上记载说纪晓岚“少奇颖，读书目数行下。夜坐暗室，目闪闪如电光，不烛能见物。比知识渐开，光亦敛矣。”

用我们现代的话说，纪晓岚年少时有点特异功能，但随着时光推移而与现实的接触，功能减弱了。纪晓岚入朝做官后，领修了《四库全书》，退休后又用了十年的时间著作了《阅微草堂笔记》。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晓岚以故事的形式，诙谐的语言，表达了他一生中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其中因果报应贯穿了书中，大大小小的故事。

纪晓岚说因果，别具一格，很有自己的特色，藉助有形人、无形人的穿越，或善报，或恶报，展现一段因缘故事。

 

《阅微草堂笔记》卷七有段故事，说是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岳庙，朱门紧闭，却有人从庙里出来。他知道这是神明，于是称之为上圣，对其顶礼膜拜。那人扶他起来说：“我不是贵神，是右边司镜的小吏，送文簿来到这里。”读书人问：什么是司镜？是业镜吗？

司镜吏说：“差不多，但又是另一种。业镜所照的是人们做的善恶。而心中细微的变化，种种起伏无常的虚情假义，被人隐秘的包藏着，往往有的人外表象麒麟、凤凰，内心却像鬼魅，这些无形的深邃的隐匿，业镜是照不出来的。

南北宋之后，这种伪装之术渐渐盛行。掩饰过失，有人竟然一生都没有败露过。于是上天诸神商议，将业镜移到左台，照真小人；增设心镜于右台，照伪君子。两镜圆光左右对映。就全部洞彻人的内心。有执拗的，有偏邪的，有黑如漆的，有弯如曲钩的；有肮脏如大粪的，有浑浊如泥滓的，有的内心险恶千遮万掩，有的脉络左右贯穿百般钻营，有的像荆棘像刀剑，有的像蜂蝎虎狼；也有的显现出冠盖的影像，有的显现出金银宝器的气象，甚至有的隐隐显现出秘戏图上的影像。但是回顾他们的外形，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其中圆润精莹如明珠，清澈如水晶的，千百个人中只有一二个而已。

我站在心镜旁边，都一一记录下来。三个月去一次岳帝处，让他判定福祸。大概名望越高的惩罚越严，手段越巧妙的，惩罚越重。《春秋》记载鲁国二百四十年的历史，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上天雷击伯夷庙，这是上天对展禽的隐匿，以示惩罚。你可要记住了。”

读书人敬受教诲，回家后请于道光写了一匾，随后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观心”。

纪晓岚说的心镜是否真的存在，我们无从考证，但故事的寓意起到了警示人心，规劝向善的作用。世上的人要多多看看自己的心，是否深深的隐藏了什么。因为隐藏于心底的事，尽管别人不知，但神目如电的上天，一定会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惩戒的。人们往往不明晓因果，却又不得不背负因隐匿的罪责，而带来的痛苦和麻烦。

 

在《阅微草堂笔记》卷三中，纪晓岚说了一个有关罪在心术的故事。

说的是，河间府有个叫冯树楠的人，略懂些文墨，在京城混了十几年，每次他碰到好机会，却总是成不了事儿；他向别人求助，人家满口答应，可就是不见行动。他就这样在穷困潦倒、抑郁不乐中，过着平常的日子。一天，他到吕仙祠中祈祷。

晚上回来后，夜里梦到一个人对他说：“你不要怨恨人情刻薄，这样的因缘都是你自己造下的。你前世喜欢用虚伪的话来博取盛名，遇到好事，明知办不成，你还是再三怂恿别人去做，好让人对你的热情心存感激；碰到恶人，明知他的罪过不可饶恕，你却再三为他申辩，好让人对你的搭救感激流涕。

你的做法，虽然对别人没有多少损害，但是，有情有义的好名声归到了你的名下，抱怨和仇恨却都落到了别人身上，你的机巧奸诈实在太过分。况且，你赞成的好事和搭救的坏人，都是与你自身利益没有丝毫的牵扯，但这些人和事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却要由别人来承担。

只要这件事稍微牵扯到你自己，你就退避三舍，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烈火焚身，洪水淹没，你举手之力就可以救人于水火，你嫌麻烦而不干。你这样自私自利心肠的人，还用得着去求神问仙吗？别人对你貌合神离，表面关切内心淡漠，你说应该不应该？

神鬼评判人的原则是：如果你一、二件事做错了，可以用你做的好事来补偿。如果你心术不正，阴间的法律就不会放过你。你这辈子就这个样了，好好修身，或许下辈子还有希望。”

 

因果的故事总有它特别的味道，也许真假并不重要，重在教化民风，引导人心的归正，无论对自己对家人都好。因果就是因果，信和不信，都无法阻止因果的报应规律。

所以纪晓岚花了十年的时间，著作对因果的叙述。想想纪晓岚的因果故事，也许不只是讲给当时的人，也是为了后世人有个修身的借鉴。纪晓岚讲过南皮医生的故事，因为治疗暗疮毒术诡秘，常因此勒索钱财，不满足他的要求，就令恶疮发作，因此害死了不少人，一天他的儿子被雷击死了。

纪晓岚对此评论说，犯罪达不到极点，刑罚就加不到妻子儿女身上；作恶达不到顶端，殃祸就落不到子孙身上。老天杀死他的儿子，正说明他罪大恶极，受到了祸延后嗣的最重惩罚。

 

（文章来源，360个人图书馆）

 

2015-10-27

 

我今年八十一岁，这里讲的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桩往事。

我娘家住在济南市南部山区。七十年前我很小的时候，就记着家里住着一位修行的道人。此人四十开外，与我父亲年岁相仿。人很善良，他对同龄的人称呼总是小一辈，他称我父母为小爷爷、小奶奶，称我为小姑姑。

农忙时，他就帮我家中干些活，闲时就外出行医、化斋，晚上回来也不点灯，在屋内不知做些什么事情。经常说一些古怪离奇的话，我们都听不懂是什么意思，父亲常说他是磨道人（方言，一般指行为古怪）。

在我十二岁那年，记忆最深的几件事情：有一天是晴空万里，他却不让我家人外出，但不说为啥。快到中午的时候天气大变，即刻狂风四起，飞沙走石，大树拔起折断，房子揭盖，对面伸手不见五指。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天才慢慢放亮，出来太阳。道人说：如果正面碰上这风头，人就会生场大病和扒几层皮，严重的甚至连命也难保。

 

这一年大旱，入伏的头三天才下雨，村里人都赶快抢种，道人却不让我们家种，他说：咱家播种用的东西先借别人使用，他们用完后，咱们再用也不迟。原来是三天后，又下了一场更大的雨，种上的也白种了，全让雨给冲坏了。大雨过后，地里很湿，他却催着赶快种，再不能耽误，否则种的庄稼就不好出苗了。

还有一次我家叔叔结婚，道人跟我爷爷商量：家里大喜的日子，能不能叫我师父也来喝个喜酒？爷爷说：你来家这么多年了，也未见过你师父，快让他来吧！

到了结婚的那天，直到客人都走了，家里人也没见到他的师父。爷爷问他：你怎么没把你的师父请来？他说：早来了，只不过人看不见他。

过了几年，道人对我父母说：我要走了，我不能在这里修行了，家里如果有事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可点上一根香叫我的名字。家里人似信非信。

 

又过了一年，父亲背后长了个恶疮，花了很多钱也治不好，这才想起了道人，想起了他说的话：“点一根香叫我的名字，我就到……”但他毕竟是个人，能有这么灵验吗？家里人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试试吧。

晚上奶奶拿了一把香在院子里点上后，叫着道人的名字，请他快来。当时是寒冷的冬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听见有人敲门，开门后一看是道人，只见他满头大汗，棉衣都被汗浸透了。第一句话就问家里出了什么大事？母亲把父亲的病情说了。他看了看父亲的恶疮后说：没事，好治。然后把恶疮挖掉，上了药。第二天，父亲就能下床了。

吃饭的时候他对我父母说，以后你们再不能给我打信了（就是烧香），我可承担不起一把香这样的礼仪。他临走时父亲问他什么时候再回来看我们？道人说：“等山上有了楼、井里水淌到家、灯头朝了下、山剩半边、人死后没人埋的时候，我再回来看你们。那时大变样，恐怕小叔叔和小姑姑能不能见着面还很难说。”父母听完后，脸色都变了，说人死没人埋，这不是场人间大灾难吗？就没有解此难的办法吗？经父母的多次追问后，道人才说：“脸上有印看不见，抹去印记度劫难。”全家都深深记下这些话来，就是难解其中的意思。

 

七十年后的现在，他说的前四句话都一一实现了，现在山上山下都有楼房，井里的水也淌到了家（因以前都是到水湾里，井里去挑水喝），灯头朝了下是指的电灯，以前都是用的煤油灯，所以灯头是朝上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山区，但过度开采，没有完整的，多数是半边。只有“人死后没人埋”这句还没应验。可我也始终没有解开“度劫难”那两句话，还是迷。我经常给孩子们说这件事，他们都不信，还不让我说这些话，说到时候人家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

不久前有一天早上开门时，门缝里夹着一张单子，我就让孩子们念给我听听上面写的是什么。我们全家明白后，才叫孩子们写出这桩事来。别错过时机，当灾难真的到来，后悔晚矣！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七十年前的道士预见了现在的人和事。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如今也是子孙满堂。也希望各位父老乡亲们的亲朋好友都能平安无事，明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老话。

 

（文章来源，中国道家研究院网）

 

2013-2-22

 

 

宗教，在西方并不陌生的名字，“有神论”的观点成了人们精神的寄托，成了人们心灵的家园。可在中国却变了样，许多人把它当成“封建迷信”来批判，认为这和现代社会唱反调；许多人却把它当成了追求物质财富的聚宝盆，商店里、老板家，香火缭绕；有的人在家供着，把宗教中的神，当成了他们看家护院的高人。

 

唉！世上到底有没有神？

站在现代科学顶峰的爱因斯坦曾接受记者访问，请他谈对神是否存在的看法。爱因斯坦刚送走一位朋友，看着桌上的糖果、饼干、咖啡杯，对记者发问：“记者先生，您知道是谁将咖啡等物安放在此处的？”记者回答：“当然是阁下。”

爱因斯坦接着便说：“小到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请想想：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

“也许阁下会说：‘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到过神，那么我如何相信神的存在呢？’是的，您具备了五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但这五种感官是有限度的，例如声音，只有在20赫兹到20000赫兹范围内的波长，人才能听到……”

视觉也是一样，人只能看到能发出可见光的物体，而可见光仅仅是电磁波大家族的一个小小波段。现代宇宙学用动力学方法研究星系得到的星系总质量，总是远远大于所有可见的星系质量之和，而现在的科学研究认为宇宙中暗物质比看得见的物质高出至少是数十倍、上百倍，几乎主宰了宇宙中的运动和演化。

 

科学家发现我们周围的世界，一切是那么精确而有序。一切自然常数如电子电量、质子的质量、相互作用力的耦合常数（coupling constant）等等，若稍有一点不同，原子就不会聚在一起，恒星就不能燃烧，行星、地球、生命都无法存在。所以剑桥大学名物理学家John·polkinghorne说：“当你认识到自然界的规律都是不可思议地精密地协调在一起，从而制造出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你就会有如此的想法：这个宇宙不是碰巧存在的，而是有意创造的。”

无独有偶，200多年前经典力学大师、大科学家牛顿就曾接待一位固执的无神论者，请他观赏自制的太阳系星体运行仪。客人惊叹于其运行之精确，自然问道：“谁制造，怎么制造的？”牛顿幽默地说：“自发地随机产生的。”无神论者以为这不可能，以为大谬不然，牛顿反问道：“既然你认为小小星运仪都不可能自发地、随机地、偶然产生，那阁下为什么坚持认为这庞大的宇宙及一切是随机、偶然地产生的呢？”这本来是浅显明白的道理，实证科学碰到实证，无神论者在星运仪面前，无法不被折服。这与爱因斯坦接受记者采访同样成为科学发展史上一则有趣的佳话。

在天文学图书中标度为109光年的天文照片上，银河系已渺小得看不见，只有黑暗背景上分布的数以百计大小不一的渺小亮点，如同白天阳光下飘浮在空气中的微细尘埃，然而它们都是星系团、超星系团的庞大天体群。若将其一放大千倍，其中又有上万的微细尘埃，那才是星系的世界，银河系仅仅是其中之一。若直接观察银河系旋窝，会看到千亿颗恒星沿着既定轨道旋转，太阳要经2.5亿年才转一圈，太阳也不过是小小银河系中一丝微细尘埃，河外星系也如银河系，弥漫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小小宇宙整个空间。人类科学的脚步远未超出小小的太阳系，对深层的宇宙更是望尘莫及，难以想象。

 

可见人们不能盲目的去否定神，也不能否定宗教本身。

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文化是社会特有的精神运动，这种精神标志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因此，真正使文明得以形成与发展的生机勃勃的源泉乃是宗教信仰。离开信仰文化，人类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道德就必然沦丧，文化和社会就必然堕落。

人类信仰文化主要是由释伽牟尼、老子、耶稣、孔子等大觉者传出，人类的文化来自于神传。因此，文化复兴运动，实质上是信仰文化的复兴运动，是神传文化的复兴运动。如果看不到这个本质，就必然找不到文化复兴运动的方向。

以儒、释、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华神传文化影响和决定了中国和东方许多国家的文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和东方的文明，这文明在唐朝达到了举世无双的辉煌，并深远地影响了西方和世界的文明。以儒、释、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华神传文化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的宝库，她的高贵，雍容娴雅；她的纯正、纯善、纯美；她的微言大义，精微广大；她包含着人类应拥有的一切文明财富和普世原则。

 

这个文化宝库中，早已对人类的人格作了道德规范，那就是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人格。这个文化宝库中，为人的精神世界做了无限广阔的描绘，自由精神在那里可以到处翱翔。这个文化宝库中，入世的法则，从人权人本到处世接物，应有尽有，任由选择。这是一座博大精深的神传文化宝殿。这个宝殿中，人类社会所应有的和必须有的文化理念、道德法则，神都给了，这是人类的真正文化。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只要进入中华神传文化的宝殿，就会获得无穷无尽的人类文化瑰宝，就会使自己的思想充满能量，就会激发更高更多的灵感，就会获得无穷无尽的创作智慧和题材。中华神传文化，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生命之树生机勃勃的土壤，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传统文化也是神传文化。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需要，也是我们精神的需要。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将这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下去。

 

（文章来源，百度知道）

2012-2-22

 

 

俗话说，人的命，天注定。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被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天命难违嘛！但人要多做好事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做了挽救人的生命这样的大善事，这人的命运就可以改变，很差的命运可以变好，本来就比较好的命运就会变得更好。

 

有两个故事就证明了这个理。

在浙江瑞安有一个渡口，叫飞云渡，风浪特大，常常发生翻船淹死人的惨祸。有一个少年，经常在飞云渡这一带游玩，行为放荡不羁。有一位很权威的相士告诉他说： “你寿命不会超过三十岁。”他心中想，既然不久于人世了，也就不必娶妻生子，不用从事生产劳作，便幡然改过，以舍财仗义行善事为业。

有一次他去飞云渡的路上，拾到一个小包袱，打开一看全是银子和首饰之类的东西。他收起小包袱，开始等失银子的人来认领。两个时辰后，看见一个丫鬟打扮的少女来到飞云渡，悲伤地徘徊于岸边，好象要投江自杀。

少年来到少女的身旁，问道：“为什么要如此轻生？”那丫鬟答道：“我是人家的一个小婢女。主人家有婚事，借亲戚家的珠子耳环各一双，银子三十余锭，让我今天送还；我竟然在半路上丢失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只有去死，怎么敢再回主人家？”

 

少年说：“我刚刚拾到，但不知是不是你丢的东西。”经过询问核对，果然是那丫鬟丢的。于是少年送丫鬟回家，一同拜见其主人。主人深表谢意，拿出银两相赠，少年坚拒不受。

过了不久，丫鬟的主人对她发火，一怒之下把她嫁了出去，其夫家居所就离飞云渡不远。

一年后，少年与同行的二十八人将要经过飞云渡。来到渡口，遇到一个妇人，向他礼拜并致谢，细看才知是那个曾丢耳环银两的丫鬟。她告诉了自己出嫁的原委，苦留少年到家吃顿饭。

其他人则先登船过江。船到江心，狂风大作，浊浪排空，众人都葬身鱼腹，只有少年得以幸存。少年后来得以善终。

 

第二个故事就更说明问题了。

清朝阮元先生的祖父昭勇将军阮玉堂，曾跟随大帅征苗寨，当时有几千苗人投降，大帅想全部杀掉，阮玉堂冒死恳求，让这几千苗人活下来了。后来他死在任上，死后家里没留下任何财产。

阮元的父亲阮湘圃安贫乐业，洁身自守。有一次，他在渡口拾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全是银子，还有一份官家文书在里面。他心里想，这件事上关国家急务，下系丢银人的性命，必须等着还给失主。

在渡口等到傍晚，果然来了一个人，准备投水自杀。一问正是丢银子的人。那人哭着说：“丢了钱害了我自己，又连累了我的上级，不如我先死了吧！”阮湘圃连忙拿出布袋还给他，还不说出自己的姓名。

几天以后，湖北有个老朋友的女儿，因家里穷要卖到妓院里去。讲定身价是二百两银子，女孩正在家哭闹要自杀。正好被客游汉口的阮湘圃遇到。他立即倾其所有给那个姑娘办嫁妆，让她嫁给了读书人。

 

爷爷救人，父亲也救人。到了阮元这一代，阮家显贵了。阮元先任江西巡抚，又任云贵总督，后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赐号文达，成为嘉庆朝的重臣。

前面的这位少年，在人生旅途的打击面前，没有颓废，没有沮丧，没有破罐子破摔。因为他有着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能以乐观慈善的态度面对余生。他相信命运，也能知错就改。顺着命运的轨迹，不修今世修来世。对命运无怨无悔，也不怨天尤人。他的宗旨就是，但行好事，不问前程。他走了一条正确的路。后面的阮氏三代，更是验证了“积善人家有余庆”。

少年的善念善行，阮家的大善，天焉能不知。上天给与人的赏赐，是人根本预想不到的。对少年，天保住了他的命，还延了他的寿；对阮家则是有轰动效应的向全国百姓现身说善。大家说，天慈悲不慈悲？大家看，天公道不公道？

 

从这二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可以明晰一条天理：人只要真心诚意的去做善事、好事，严格约束自己不做恶事、坏事，你的今生和来世都错不了！

 

（文章来源，360个人图书馆；作者：余文）

 

2017-4-19

 

有一个博物馆被盗了，丢失了十件珍贵的文物，好在一枚珍贵的钻戒没有被盗。

警方经过多次努力也找不到线索，这时一直很冷静的博物馆馆长却提议让电视台采访他。

于是电视上播出记者采访博物馆馆长的镜头。记者问：请问这次失盗共丢失了多少件文物？

馆长答：共丢失了十一件文物。记者问：这些文物都很珍贵吗？

馆长答：是的，都很珍贵，特别是一枚钻戒价值连城！

时隔不久，警方就查到了线索顺利地破了案。

线索来源很简单，几个盗贼在殴斗时被警方抓获，而他们殴斗的原因竟然是互相猜疑，究竟是谁私藏了第十一件文物——那枚钻戒。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巨商，为躲避动荡，把所有的家财置换成金银细软，特制了一把油纸伞，将金银小心地藏进伞柄之内，然后把自己打扮成普通百姓，带上雨伞准备归隐乡野老家。

不料途中出了意外，他不慎打了一个盹，醒来之后雨伞竟然不见了！巨商毕竟经商数年，他不露声色地仔细观察，发现随身携带的包裹完好无损，断定拿雨伞之人肯定不是专业盗贼，估计是过路人顺手牵羊拿走了雨伞，此人应该就在附近。

巨商于是就在此地住了下来，购置了修伞工具，做起了修伞的营生。

春去秋来，一晃两年过去了，他也没有等来自己的雨伞。

 

但是巨商在修伞的过程中，了解到有些人的雨伞坏的不值得一修的时候，就会重新买新的雨伞。

巨商于是又改行“旧伞换新伞”，并且换伞不加钱。一时间前来换伞的人络绎不绝。

不久，有一个中年人夹着一把破旧的油纸伞匆匆赶来，巨商接过一看，正是自己魂牵梦绕的那把雨伞，伞柄处完好无损，巨商不动声色给了那人一把新伞。

那人离去之后，巨商转身进门，收拾家当，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镇静出智慧

博物馆长的故意声张和巨商的无言等待，都是一种镇静之后的智慧。

在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博物馆长和巨商都能够沉着应对，从而化险为夷。

对人生而言，学会镇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会让你懂得，一旦面前出现惊涛骇浪、乌云笼罩，焦虑、苦恼非但于事无补，有时还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而恰如其分的镇静能够让你稳住阵脚、挽回损失。

镇静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韧性，八十多年前，一把火烧光了爱迪生的实验室，爱迪生站在废墟上说：现在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了！

 

（文章来源，中国知网）

 

2011-07-02

 

 

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世人赞颂：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１）制礼作乐，敬德保民

 

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不限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类的礼节。《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周公制订周礼说，礼仪用来观察德行，德行用来处置事情，事情用来衡量功劳，功劳用来取食于民。可见“周礼”包括“观德”、“处事”、“度功”、“食民”等方面的内容。

《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至鲁，在太史那里观看册书，看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礼都在鲁国了，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西周之礼所以能成就王业的缘故了。”这说明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十分广泛。简单地说，周公所作之礼，是西周时期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其中以政治制度、宗教礼仪以及道德伦理规范为主，同时还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而周公作乐，则不仅包括乐曲，而且还包括诗歌、舞蹈等项内容。

 

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维护“亲亲”与“尊尊”的宗法制及等级制。同时，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对夏商两代礼乐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他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既是集大成者，又是创新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周族虽是一古老的邦国，但承受了天命就换上了一番新气象。周公开创的灿烂大备的西周一代文化教育，同时也为后世文化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敬天保民是商代统治者的神道设教思想，周公改为敬德保民，强调“明德”这一点，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周公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他看到商代统治者，如纣王，口口声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但仍挽救不了他的灭亡。于是提出必须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永保天命，维护其统治。所以他说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意思是说，文王能够修明自己的德行，对于刑罚做到小心谨慎，他不敢轻看和虐待那些鳏夫寡妇，他任用该任用的人，尊敬该尊敬的人，惩罚该惩罚的人，他的德行在人民中间非常显著，这样，他就开始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几个友邦建立在中夏地区，把我们的西方治理得很好。他的德行叫上帝知道了，上帝很喜欢他，就命令他把殷灭掉，他从此就承受了殷人原先所受的天命和殷人的疆土和人民。

 

周公向统治集团提出了“小民难保”的警告，认为小民是最难安抚的，你们要事事留心，要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要效法古人修明德行的作风，来安定自己的意志，检查自己的德行，放远自己的规划，只有这样做，才能把这里的人民安定下来，我也不至于加罪于你，教你的国家灭绝。认为只有言行符合明德，才能保住小民，即“乃以民宁”，不会灭亡。周公在“敬天保民”的思想中掺入了“明德”这一内容，是对商代奴隶主一切听命于天的思想的修正和补充，为后来孔子与儒家的德治主义开了先河。

周公的“敬德”思想包括了丰富的内容，其一是要求统治者明察情况，用贤去奸，不可一味使用暴力，用刑要谨慎，这属于政治的范畴；其二是要求统治者勤于国事，检点自己的言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其三所论之德是人自身的一种属性，这属于古代人性论的范畴。以上三点可以分别称之为“德治”、“德行”与“德性”，讲的都是修己治人，或修己安人之道，是十分现实的政治、伦理、教育问题。

 

周公的敬德思想着重于人事的努力与个人的行为表现，包含唯物主义的因素，要求加强对人的后天教育。因此他既言德，又言教。他在《尚书·酒诰》中反复言“教”：“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意思是说文王常教育训诫勉励年轻一代做好本职工作，无常饮酒，嘱咐他们常“听我教诲”勿违犯。这表明周公强调“以教育德”，他从敬德思想出发，重视教育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六艺”教育的兴起。

周公从制礼作乐及敬德保民思想出发，把教育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武器，这对周以后的教育思想影响很大。孔子“为政以德”的主张，《学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思想，以及历代统治者关于“以教化为大务”的见解，都可以说是对周公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２）孝友为德，力戒贪逸

周公说：“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他深知周室受命于天，虽取代了殷人，但仍有“大艰”，不可轻忽。他又说：“无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他恳切地告诫周室统治者，只有加强修己敬德，孝友为德，才能使文王开创的国祚永年。他把道德教育视为关乎国家千秋大业的事情。

如前所述，周代为了加强统治，建立了宗法制度，政统与血统相结合，特别重视孝、友的教育，使父子、兄弟都遵守孝悌之道。周公把不孝、不友看做是最大的罪恶。他在《尚书·康诰》中说：

 

“子弗祇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茲无赦！”

他的意思是说，当儿子的不能尽心给他父亲做事情，却大大地伤了他父亲的心；当父亲的不爱他的儿子，却仇恨他的儿子；当弟弟的不讲做人的道理，不能尊敬他的哥哥；当哥哥的也不体念父母养育儿子的劳苦，很不友爱他的弟弟。像这一类坏人，当君长的如果不处罚他们的罪行，那上天给人民所规定的做人的道理就会完全叫他们破坏了。所以说要赶紧用文王所规定的刑罚去惩罚他们，万不能饶恕他们！周公对孝悌之道特别重视，这是和周代的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度相联系的。

 

据《尚书·君奭》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周公自担任周成王太师后，一方面辅佐成王，施政于朝，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前代师保之教的优秀传统，力尽师保之责，对成王的教诲十分成功。在《尚书·无逸》篇记载了的“体恤下民，力戒贪逸”的教育主张。他说：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他的意思是说，在上位的君子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不要贪图安逸！先要去体验小民种庄稼的艰难，然后再过安逸的生活，就会了解小民的痛苦。你要看看那些小户人家，他们的爹娘辛辛苦苦地种庄稼，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却不知道种庄稼的艰难，只是贪图安逸，放荡不恭，等到放荡久了以后，倒反侮辱他的爹娘说：“上一代的人什么都不懂。”

 

周公善于运用历史告诫教导成王，他以商代的“明王”祖甲为例：

“其在祖甲，不义惟王，归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他说祖甲认为代兄称王是不义，因而逃往民间；后来即了王位，他就知道小民的痛苦，能够保护和喜爱小民，连鳏夫寡妇都不敢轻慢；所以他的寿命也长久，他在王位一共是三十三年。从此以后，殷朝的国王，一生下来就过着安逸的生活，既然生下来就安逸，也就不知道小民种庄稼的艰难，更听不到小民的痛苦，只是沉醉于玩乐。所以从此以后的国王没有一个人的寿命是长久的，他们在位的时间，有的是十来年、七八年、五六年，还有的只三四年。周公以此教育成王及周室子弟：后世国君是否能不忘先王创业和守成的艰难，是否能悉心体察民情并具备不图安逸的品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朝代的兴衰。

 

此外，在道德修养的方法上，周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是教育王室成员应了解古今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扩充自己的见闻，即所谓“高乃听”，在《尚书·康诰》中说：“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汝丕远惟商耇（ｇǒｕ，音狗，老，高年）成人，宅心知训”。意思是说，在这里我们应效法殷代先世圣王的德行，去安抚和治理殷民，要和殷商的年老有德的人多接近，诚心接受他们的教训。这就是说，要借鉴前人以往的经验来充实完善自己，使自己的修养不断提高。

二是教育王室成员从自身方面，严格要求，即所谓“永观省，作稽中德”。他说：“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意思是说，年轻的封啊，你要把人民的苦痛当做自己的苦痛一样，你应时时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啊！如果有小民在恨你骂你，你会更加严格地修养自己的德行，“宽绰厥心”，开阔自己的心胸。通过这样一些方法不断的修养，实现“作稽中德”、“作汝民极”的道德要求。

 

 

（３）勤勉从政，谨言慎行

周公反复强调君臣上下必须戒骄戒逸，勤勉从政，谨言慎行。他列举殷王中宗、高宗、祖甲，赞扬他们皆能“治民祇惧，不敢荒宁”，因此都成为颇有政绩的“明王”。他又举周文王为例：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身，厥享国五十年。”

他说太王、王季都是谦虚谨慎的，文王更亲身做卑贱的事情，他很留心于修筑道路和教导小民种田这些事情，他的为人是又柔和又谨慎，他很爱小民，特别体恤那些鳏夫和寡妇，他每天从早晨忙到太阳偏西的时候，连饭都顾不得吃，因此，他就使得万民同他一条心。文王不敢贪恋游览和打猎，他总是忙着和各国的君长去处理政事。因此文王的寿命也很长久，他虽然已到了中年，才受天命做王，但在位竟达五十年。

 

周公称颂文王勤奋精神，用以激励成王。同时，他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以身作则，堪称表率。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

“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这就是著名典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由来。“吐哺”，吐出口中的食物。说明周公勤奋、热情，善待来客，甚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停下来招呼客人，如此为国事勤劳、求才殷切。周公以此教育他的长子伯禽，告诫伯禽受封于鲁，小心谨慎，戒骄戒躁，勤勉谦逊。

 

周公还反复告诫成王要谨言慎行、克己自谦，他反复宣扬“先哲王”的德行：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归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他对成王说：我听说从前殷国王中宗，为人庄重谨慎，做事完全依照天命，治理小民十分小心，一点也不敢懈怠；因此他得到了很高的寿命，在王位一共是七十五年。殷另一个国王高宗，长时期在民间吃苦，和小民在一起生活，后来就了王位，忽然得了一种喑哑病，一连三年不能说话，他原先不能说话，后来一说话就得到了臣民的喜悦；他做事是一点也不敢懈怠，因而把殷代治理得很好很安定，以至于大大小小的臣民都很服从他，没有一个人对他有怨言；因此他的寿命也很长久，在王位一共是五十九年。

 

周公教育成王：圣明的君主，必须克己自谦。对民众的怨恨责骂，应当反躬自责。在《尚书·无逸》篇，他说：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听，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

周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到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人是最圣明的。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小民在恨你骂你啦！”他们就会更加小心地修明自己的德行。他们听到臣民有了过错，就说：“这是我的过错呀！”他们是这样的诚恳，不仅仅是不敢对臣民发怒而已。你如果不听这些正经话，人家就会造谣欺骗你，人家说：“小民在恨你骂你啦！”你就会信以为真。果真是这样，不去思考自己的过失，不开阔自己的心胸，却对于无罪的人随便惩罚，随便杀戮，那么小民就一致怨恨，怨气就会聚在你身上！

 

周公对成王进行谨言慎行的教育时，郑重指出对待刑狱之事，必须慎之又慎，“勿误于庶狱”。这是他“明德慎罚”思想的体现。他常警告成王：“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万不可像殷王纣那样整天胡里胡涂地只管吃酒发脾气呵！他既以此教育成王，也同样身体力行，他还政于成王后，“北面就臣位”，不以功臣自居，态度格外谦逊恭谨，所谓“匔匔（ｑｉｏｎｇ音穷）如畏然”，就是这种克己自谦品德的具体表现。

正是由于周公坚持对成王这般的教诲、倡导和身体力行，造成了周初为政无逸的“王风”——孝友为德、力戒贪逸、勤勉从政、谨言慎行。周公死后，成王不忘其教诲，不敢贪求安逸。成王死后，太师召公、太保毕公，仍坚持周公的遗教，“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成王、康王坚持周公之遗教，勤奋为政，力戒逸乐，造成西周初年的统一稳定的局面，即形成所谓“成康之治”。

周公对成王师保之教的重大影响不仅见于西周，而且波及于后世。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受周公师保之教的影响，十分重视对太子的教育，特意任命魏征为太子师，令其辑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赐给诸王，以加强对唐代王室子弟的品德教育。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指出，魏征的思想与《尚书·无逸》是一脉相承的：“《无逸》见人君当知艰难，毋以太平渐耽乐逸之义，观此知忧盛危明，当念魏征所云‘十渐不克终’矣。”历史已经过去了三千年，但是周公对成王的教育，今天仍发人深省，给人以启示。

 

 

 

（４）识人有方，任人唯贤

周公还教诫成王，为政必以用人为要。诚如崔述在《丰镐考信录》所说：“周公何以作《立政》也？盖治国以用人为要，而用人以知人为先。”

“立政”的“政”训“长”，即“官”。“立政”就是用人立长、任贤官人的意思。周公在《尚书·立政》篇告诫成王，用人乃是从政之根本。他总结了夏商两代用人之得失的经验教训，指出善用人就会出现像夏禹、商汤垂拱而治那样的盛世；不善用人就会像夏桀、商纣一样亡国丧邦。周公悉心向成王教授“官人之法”，认为“官人之法”乃国之大法，是光大德政之根本。他还指出，君主如果深通官人之法，用之都邑，可以和协其民，用于四方，“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可以因“大法”而愈显见为政之德。为了使成王掌握官人之法，周公不仅个人竭诚劝教，还在朝廷之上与“群臣陈官人之大法”。所谓“官人之法”主要是识别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三个方面：

 

关于识别人才。周公总结了夏、殷两代识才的经验。夏代提出了“三宅”，殷代提出了“三俊”。周公说成汤用这种方法考核官吏、选拔人才，结果做到了官不旷其职，德不浮其名。“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周公认为，夏、殷之所以兴起者，是由于实行了这个原则；而其所以败亡，是因为违背了这个原则。而周代的成功也就是因为继承了这个人才识别的原则。

周公坚持识人应“知忱恂（审其心）于九德之行”，即既审视人的内心之德，又考察体现其德的道艺作为。这种兼顾德行与道艺的识人之方，开中国古代人才研究之先声，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是有意义的。

周公主张识人要做到才与职、德与官相结合，而反对“谋面，用丕训德”的办法。“谋面”是以面取人，既不考其德，又不察其行，只是听言观色，凭个人印象与感情取人。“丕”读作“不”，只重表面现象而不重德行，是识人之大忌。

周公主张对担负不同官职的人，要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要求，去考察他们的德与能。属于政务之官，要考察其是否善于理事；属于理民之官，要考察其是否能使民安乐；属于司法之官，则要考察其施法是否公正。周公认为坚持这种方法才能识别与选拔到有德有能的人才。

 

关于选拔人才。周公在《尚书·立政》篇中提到了夏用“九德官人”，即选拔任用具有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九种品德的人。这每一种品德，都相反相成，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包含着丰富的心理气质的内容。

周公将这九种品德提出来，作为任人唯贤的成功经验，这是很有意义的。他还教诫成王，任人唯贤，即选拔“吉士”（有德之士），“远 （ｘｉａｎ，音先）人”即远离邪佞之人。他说：“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人。其唯吉士，用劢相我国家。”这即是说，任用“吉士”，可使国家有贤人辅政；如果用了“邪佞人”，虽然建立了官制，“国则罔有立政”，就同没有建立一样。更为严重的后果将是国祚绝灭，“是罔显在厥世”，国其无后矣！可见周公对任用贤人是何等的重视。

 

关于使用人才。周公主张逸于使贤，即要放手使用贤人，不可多加干涉。他说周文王治国是这样的，凡属“有司”所管的“庶狱”之事和“牧夫”所管的“庶慎”之事，一概“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即或用或不用，都由有司和牧夫所训执行。“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意思是说，周文王从不轻易干预下级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因为这样做，被擢进的贤人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而逸于使贤，又必须以勤于求贤为前提。周公告诫成王，文王其所以能逸于使贤，正是由于他求贤如渴，不惜劳心、劳力之故。

周公认为要像文王那样“克厥宅心”、“克俊有德”，即经过审慎考察，擢进有德之士。一旦任用之后，就要放手使用，君主只需把握国之大体，不过多干预下级行使职权。他的这种勤于求贤、逸于使贤的思想，不失为人才使用上的卓见。

周公倡导的“官人之法”，包括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三方面的内容。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系统阐述人才问题的思想。它直接影响到西周的选贤贡士制度。当时负责任官的司马，其“论辨官材”的原则和方法，正是周公“官人之法”的具体施用。远在三千年前，中国古代就产生了如此系统的人才思想，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人才学说发展史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５）提倡彝教，化民成俗

周公重视彝教，认为这是治国平天下不可缺少的政教活动。所谓彝教，就是对庶民经常进行的德行规范教育，即古人所说的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动。由周公创制，见于《尚书》的各种“诰”，有不少就是训俗的文件，后世多作宣传教化的“谕俗文”。周公训俗，尤为重视行为规范的教育。他认为庶民若能经常按规范行事，即“民之秉彝”，没有越轨行为，天下就太平了，这即是所谓“好是懿德”。

周公十分重视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动，他制礼作乐的主要目的也在于此。如前所述，周公制礼作乐的基本精神在于“明君臣之义”、“明长幼之序”，向整个社会宣扬“贵贱不愆”的宗法等级观念。《礼记·乐记》说：“礼也者，报也。”

“报”是古代祭祀有功祖先的礼仪活动，施行“报”礼，其用意在于“报本反始也”，不忘其所由生，不忘其根，从而提倡孝道。西周重视“报礼”，强调“孝道”，是与周公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据《孝经·圣治》载：“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周公改制之后的孝，“莫大于严父”，突出了父权思想，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严父莫大于配天”，所谓配天之祖即为天子，周天子便成为与国共敬之祖先。

君权与孝道结合，即所谓“亲亲父母为首”、“尊尊君为首”。所以说周公提倡的孝道，已能窥见“三纲”思想的萌芽，孝道已成为教化的重要内容，“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就是说，孝道具有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序、使后代有利的重要作用。所以周公把孝道教育视为彝教的中心，他在《尚书·康诰》中告诫康叔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茲无赦！”他认为人之罪恶莫大于“不孝不友”，凡民众出现了“不孝不友”的人，就是民彝破坏之时，必须立即用文王所作之刑罚规定，严加处置，不得姑息饶恕。

“义”也是民彝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周公直接有关，周公主张对殷人要根据“殷彝”定罪，“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就是说，应依照殷代的常法来判决犯人的罪，该判刑的就要判刑，该杀掉的就要杀掉，切不可凭你个人的意志断案。在这里“义”是“宜”的意思，适宜、合理的事称“义”，指统治者必须“明德慎罚”。这里把“义”作为对庶民的“训俗”活动，则是“尊尊”的意思。

 

《礼记·丧服》说：“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意思是说，仁是爱人，但最重要的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义是适宜，但最重要的是尊重贤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其中还要有差别；尊重贤人，其中也要有等级。所谓礼就是由这里产生出来的。由此可见，“义”表示的是“尊尊”、“贵贵”、“尊贤”，是与“亲亲”相区别的道德范畴；“义”，反映的是阶级关系与等级关系，是礼的重要内容。

周公制礼，强化了“义”，后世所推崇的“门外之治义断恩”，门外谓朝廷之间，既仕公朝当以公义断绝私恩，还有所谓“大义灭亲”云云，都是“尊尊”高于“亲亲”，亦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高于血缘关系的体现。总之，“义”的教育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是和周公的倡导分不开的。

据史籍记载，周公曾倡导籍田礼，即始耕典礼。每年春耕时，周天子到国都南郊的公田举行隆重的始耕典礼，旨在提倡勤劳耕作之风。据说《诗经》中的《周颂》为周公所作或为周公所订定。

 

《周颂》中的《载芟》和《噫嘻》篇，就是举行籍田礼时所演唱的诗歌，这是周公曾经进行劝农教化活动的明证。周公提倡始耕典礼，对于巩固新田制，重视农业生产和形成勤于公田耕作的风气，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有一定作用。

《周礼·大司徒》中关于教化的职责规定，有“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一项。西周以后各朝代，也常设司农司、力田吏以提倡和指导农业生产，“劝课农桑”，这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勤劳风尚的形成，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追溯其源，与周公有关。周公推行社会教化，用了很大力量，创制了一套方法，大部分为后代统治者所继承。周公的主要做法如下：

 

第一，采风易俗。周公很重视民俗的教育作用，他提倡并亲自进行采风问俗的教化活动。据传，周公为制礼作乐，曾采集文王时周地以南的民歌，昭示天下，教人们懂得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毛诗序》说《诗经·豳风·七月》是周公采集的。这与班固关于周太师负有采风之责的说法，正好互相印证。

从有关史料分析看，周公采风问俗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调查施政的得失利弊，以为讽谏之用。如《豳风·七月》以诗的形式记述了农人一年四季劳作生活之苦，周公献于成王，就是劝教成王力戒贪逸，使之“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二是为了化民易俗，实施社会教化。其做法诚如清末维新派人士黄遵宪在《论礼仪》一文中所说：“于习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固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周公大力禁止酗酒之风，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周人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反映了骄奢之风在滋长。周公为杜绝这种危害，严肃警告人们，酗酒风起，必定会造成“大乱丧德”的后果。

周公还改革过婚俗。西周初年婚姻状况混乱，老妇与少子亦可成婚。后周公进行了婚制改革。据王国维考释“同姓不婚”是周人“大异于商者”的。周公提倡“同姓不婚”的新礼俗，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异姓结婚有利于加强种族的生命力；二是使非姬姓服从姬姓，既严男女之别，又可抬高周族姬姓的地位，达到进一步巩固宗法制度的目的。周公的这些活动，在施行教化、整饬世风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二，颁布诰训。周公运用文字或口述的形式，有目的地宣扬教化，创制了诰训一类的文告。现存的《尚书·周书》中保留了一部分，内容都是用孝亲、守法教导民众，要求人们互相劝勉，形成有利于周室统治的民习民风。这是进行社会教化颇有影响的一项措施，常常能收到家喻户晓的效果。周以后的各代统治者，很多继承了这种“训俗”之法，曾颁布箴规、诰训以及“圣谕”、“谕俗”等文告，有的还亲自讲述，或让乡里中“老成贤德之士”进行解说，以扩大影响。

 

第三，制定礼乐。礼乐渊源很久，但也是来自民俗，故《周礼》云：“礼俗从取其民。”周公制礼作乐旨在“一民心，齐民俗”。“礼，履也。国人所践履。”它有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乐也者，动于内者也”。它有培养人们道德感情与情操的作用。周公把握了礼乐特点，精心制作，所以周人的冠、婚、丧、祭和视、听、言、动，都由礼乐的节文加以规范。由于“上行下效，风过草偃”，所以礼乐行之于上，必化而为“风”；民习行之于下，定变而为俗。周公这种制礼作乐以正风俗的做法，既收效于西周，又影响于后世，成为中国古代施行社会教化的传统。

周公在观民风、化民俗的社会教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主张因势利导，提倡“平易近民”。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长子伯禽与太公望（姜尚）初封鲁与齐，伯禽三年而政成，太公五月而政成。为什么两人会一迟一疾呢？伯禽是“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而太公则是“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

周公根据两人对礼俗的不同处置，而造成为政效果的不同，提出为政化民必须“平易近民”，他说：“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说明周公既重视化民易俗，又懂得民俗的特点，难于更易而又可以更易。“平易近民”的主张就是他根据这种特点提出的，是很有见地的。

 

周公在治理殷民及被征服的东方各族时，就遵循这一原则，注意尽量保留这些民族有益的风俗习惯不变。他还提出“各安其宅，各田其田”，这对减少敌对情绪，接受周公的社会教化，稳定政局，发展生产，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深得民心。荀子在《王制》篇中盛赞周公说：

“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孰能有与是斗者与！安以其国为是者王。”

意思是说，当周公向南面去征伐的时候，北方国家的百姓就埋怨着说：“为什么单单不到我们这里来呀！”向东面去征伐的时候，西方国家的百姓就埋怨着说：“为什么单单把我们放在后面呀！”试想还有谁能和这样的人抗争呢？因此凡有能够把他的国家照这样做的，就能称王于天下了。

总之，周公特别突出“德治”思想，强调民心归向，处处炫耀祖宗德业。“任德教”是他教育思想的主旋律，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终于使中华民族在古代就以“教化有方”、“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界。

 

 

 

 

 

（文章来源，百度百科）

 

2010-11-7

 

 

清朝初年，在苏州有一个朱姓富翁。他平日里为了贪求享受和安逸，真可谓是挥金如土，奢侈无比。

突然有一天，一个游方和尚前来登门拜访，大富翁便命人把他请了进来，问他来自何处，有何贵干？

和尚直截了当的对他说：我与你曾同坐于山中修炼佛法，不曾想你今生却忘了你的本来面目，所以我特地前来点化你。说着，和尚就让人取来三盆水，请富翁看他前生、今生与来生。

富翁先往第一盆水里一看，水中映出的倒影竟是一位老僧；再往第二盆水中一看，就是自己现在的影像；最后往第三盆水中一看，水中映出的竟是一个疯乞丐。富翁见此十分惊讶，和尚对他说：你如果再不醒悟，继续接着这样奢侈享受，浪费无度的话，来生就是想作疯和尚都是不可能的啦！

说完了这些话，游方和尚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富翁家。富翁急忙命仆人赶快跟着他，以便自己将来拜访。可那仆人跟着和尚还没走多远，就发现和尚突然一下子就不见了。

看了这则故事之后，我想：人的福分是有限的，如果无限的享受，肆意的浪费，则可能将给自己的未来带来贫困等不好的事情，可见过去老人讲的“惜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故事中的富翁挥霍浪费的只是自己的财富，就将面临来世的贫穷。

 

（文章来源，百度文库）

 

2013-08-26

 

 

“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是《太上感应篇讲记》中的经典句子，这句话大意是不要彰扬别人的短处，应该要为他极力的隐瞒；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更要韬光养晦，涵养自己的德性。

 

“不彰人短”小注一开头就说得很好“人之长短，如闻父母之命，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听到别人说是非、说长短，意思就如同闻人家说你的父母之名一样，你只能听，你不能说。说了是对父母的大不敬，大不孝。要知道哪一个人没有缺点呢？古人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把别人的缺点彰扬出来，则不免就会减损他人的声望和操持。要知道，祸从口出，造作的时候只知道图一时的快意，没有想到后来果报的惨烈。《地藏经》里面的所谓“拔舌地狱”、“火镬地狱”都是这种业报所现的。

 

有一则典故讲的春秋时代的楚庄王的事。有一天晚上，邀宴群臣宴会，宴会进行到一半，蜡烛突然熄灭了。有位臣子喝醉了，就趁着黑暗，拉了一下楚庄王爱妾的衣服，想趁机对她非礼。婪庄王的爱妾，立即就把这个臣子的帽缨拉断，做为证据，立即向楚庄王作了报告。楚庄王听了之后，却说：“我赐宴群臣的目地，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喝得尽兴；现在有人喝醉了，犯了过失。如果要我突显爱妾的节操，而彰显了臣子的过失，这种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于是，楚庄王命令左右的侍者，不准点火，并且传话：“与寡人饮宴，若是不把自己的帽缨拉断，就表示你今天晚上，没有尽兴啊！”群臣听了楚庄王的话以后，全都把自己帽缨给拉断了，也都尽欢而归。

后来，楚国与晋国军队作战的时候，楚庄王被晋军团团围困，战况激烈，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候，楚庄王看见一位勇士，毫不怕死，拼命的向前与晋军作战，从而解除了楚庄王被困的危机。楚庄王经过查询，才知道这位勇士，就是那天夜里喝醉之后，被自己的爱妾拉断帽缨的那位臣子蒋雄。

楚庄王以宽容的德量原谅了自己的臣子，并做到了“不彰人短”，从而使臣下能尽忠于君王和国家。

 

“不炫己长”也就是说自己有好处、有优点，不必去炫耀，不必去夸张，那样没有好处。古人懂得，涵养德性，能够做到“高人不露相”，财富也好，才能也好，都深藏不露。

老子说：“大智若愚”。有盛德的人，他们的容貌看起来，往往就像笨笨的样子。子思在中庸也讲：“君子的为人之道，外表不显露，而美在其中，久而久之，就自然一天天的彰显起来。”这些圣人的训诲，是如此的清楚明白。

 

宋朝的欧阳修，文章写得非常好，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文学家，可是他对待客人，总是多谈朝廷施政的事情，而不谈及文章。

而蔡襄则精通政事，但是蔡襄对待客人，也是多谈文章，而不谈及政事。这两位先生都是非常的善于韬光养晦，不会在别人的面前，炫耀自己的长处，所以在历史上都能够享有盛名，而且官也做到了极其显贵的地位。

所以从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一个人品德和气量比才能、财富更为重要。常人都讲“不彰人短，不炫己长”，要有修养，那么，修炼人就更要按照师父讲的法来严格要求自已，一定要修好口。

那些常人中的是是非非、伤人损德的话切不可讲、不可传。连同门中议论这个修的好、出了什么功能；那个做的不好。做这件事重要，那件事不重要等等，都不可乱讲乱传，损人害已。

 

修口，并非强制自己不说话，做哑巴。修口即修心，前者是外形，后者为内质，心性到位，一切跟着到位。心正、念正，言行自然端正。

一个随时随地保持着慈悲、宽容、纯善心态的人，他的语言也必定如同春天的阳光，散发着光明与祥和的能量，如口吐莲花处处生香。

 

（文章来源，百度文库）